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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相应的肉食补贴“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

三年灾害饥荒时期，上海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只凭票供应两食油，2两猪肉（老秤1斤　＝　16两，1两　＝　31克）。1961年8月份以后，有几个月由于商业部门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市民的饭桌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食。

年夜饭吃肉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我们才十几岁，当在发育期，天可怜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仅仅供应猪肉一两（50克）。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以飨全校师生。教师们抓阄分肉；至于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分猪肉一两，就聚餐。每个学生咀嚼小小的一片，久久回味。

那每月每人一张的肉票，是举家最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油票一张，供一两菜油，菜里就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享受，唯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人民政府爱人民。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

最可爱的是：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亦即越人所谓的“东坡肉”，吴人称之谓“四喜肉”。约有三寸见方、一寸半见厚，酥烂而不失其形，色香味佳绝。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来个“一人一碗，打翻勿管”。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至今记得母亲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肉案屠夫的亢奋神态，也分明记得砂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尤其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儿女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享受。那情状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不亦快哉！不亦乐乎！

然而，乐极生悲……枯肠不滞油，兄弟姐妹先后奔到天井里呕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见青水。悲夫，肉也！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有位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来。为了让孩子开开荤，奶奶点了“红烧狮子头（肉圆子）”和“鱼皮豆腐”两个普通的荤菜，同时又掏出那1斤全国粮票买米饭。哪料到开票的服务员却说：“上面规定，饭店里全国粮票不能用，只收上海粮票。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膜拜“弥勒佛”的权威

20世纪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更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以及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居民巴结讨好的大红人，和背后讽刺挖苦嘲弄的对象。

普通人几乎都饿得猴瘦，但极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不仅他自己有机会（可能）假公济私多占些便宜，而且他的亲友故旧也可以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尊称为“弥勒佛”，肉案上一刀下去，就决定了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诗人蔡其矫写了一首打油诗：“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一滴泪珠似的食油

肉和油的故事（2）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侯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旧秤16两为一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这不是一滴滴眼药水，这是一滴滴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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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的故事（1）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1955年11月正式发放“全国通用粮票”的时间还早1年零两个月。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7尺4寸布票。但并不是按人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他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有时需要量增大，布票不够使用，还要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凑。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最早的上海市、江西省、贵州省等地布票都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至1955年2月底止，过期作废。”期限6个月。但最早的天津市布票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15日至1955年8月底，过期作废。”此后发放的布票有效期限不等，通常为半年或1年。

1960年严重灾害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1961年上海市人均购买棉布6尺6寸，到1962年人均购买7尺7寸。

后来，新产品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使得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反而造成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在报纸上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4年，布票比粮油票提前9年取消了，老百姓才不再为穿衣发愁。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1954年开始实行布票，1984年取消。其间整整30年。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8—1959年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年年捉襟见肘，大家穿的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劳动服。不久，买一双袜子也要二寸布票；咬牙买高价的粗呢裤，还要收半尺口袋布的布票。那布票就越发显出了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