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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2页）

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一位女教师说：“谁想到这回布票只发三尺七啊。”另一个女教师说：“三尺七寸布票能够做件啥衣裳？当头的以为中国人都是幼儿园的孩子呢。”这叫穷开心！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不仅布匹数量少，而且品种单调。60年代初期，用布票只能买到蓝色或灰色粗布，和从苏联进口的粗劣花布。

全家人的布票

山东省某作家回忆：听从伟大领袖说的，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于是女人们拼命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父母虽说没有文化，在生育方面一激就活，一口气生了兄妹八个，可谓泱泱大家。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用得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仅有的80元工资竟然巧妙地养活了全家10口。母亲有本书是《红旗》。里面夹满了政府发放的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烟票、火柴票、肉票、糖票、鸡蛋票、鱼票、糕点票……这些票证纸张极差，大小不一，印刷粗糙。很容易仿冒，有意思的是当时没人敢仿冒。

母亲有一把小剪刀，该买什么了，就从一大张（16开）全幅票证中间剪下所需要的一张。有时，它们并不是连着的、而是跳跃的，一月下来，那张大纸竟被剪成了窗花。1960年山东每人发的布票是1尺6寸，做条短裤都不够。

母亲将一家人的布票全花在长子身上（10口人共16尺），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扯来的是16尺蓝卡其布，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我穿新衣服的那天正好下大雪，地上结冰，同学打雪仗、滑冰，结果一身新衣裳弄得面目全非、泥猴一般溜回家。母亲见了，抡起扫帚疙瘩狠狠把我揍了一顿。当时我没哭，母亲倒是呜呜地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说：“一家人的布票都花在你身上！你的妹妹马上要上学了，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你还不爱惜，能不打你吗？”

梦中的棉衬衣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竹扁担挑着铁皮箱和铺盖卷颤悠颤悠迈出北京站时，最新鲜的感觉是：这地好平好热哟！原来，他已走在被阳光烤软了的柏油路面上。

国家刚度过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谈不上添新衣，多数学生都穿得补丁摞补丁，他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实要有事出门，就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一直到毕业。

布票的故事（2）

听说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能代替棉花纺织布，甚至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

不久，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好消息！人造棉试制成功、并已小量面世。因为那时棉布凭票供应，在北京无论大人小孩、高矮胖瘦，每人每年一律定量供应17尺3寸，只够中等个子做一身单衣再缝一双布鞋。而今棉布可以人造了，就意味着人们会有较多的衣服穿，但产量太少。面对六亿多人，国家首先想到他们这些学子，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还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但又十分为难：想买没钱，终因实在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一件花格子衣服

上海市一位女作家回忆：1969年春，16岁的妹妹初中毕业要到吉林去插队落户了，贴红喜报、领军大衣、凭通知购买混纺毛毯……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小姑娘远行，母亲舍不得，暗暗垂泪。那天黄昏，舅舅下班后，关照妹妹说：明天舅妈带你去四川路买东西。第二天，妹妹乐不可支地捧着一件漂亮的花格子衣服回来了，是她自己坚持挑选买来的。布料十分厚实，价格9元8角钱，好珍贵！是寻常衣服的两三倍。老天，全家7口人每天的菜金是5角钱，星期天改善伙食才1元钱，这9元8角钱，对全家意味着奢侈。家人把这件衣服翻来覆去欣赏不已。后来才知道妹妹对他们隐瞒了重要的内情：当初舅妈答应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说原先的计划是花5元钱，超支的部分，特别是布票5尺，必须跟姆妈要的。超支的钱就算了，不过布票是一定要还的：家里小孩子多，布票比钞票还要紧张！由此伤心了很多年。

北国寒冬说布票

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1968—1970年间爸爸去了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北安“五七干校”。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我开始管家。那时我13岁，两个弟弟，大的10岁，小的7岁。后来姥爷来了，我们三个未成年人才有了主心骨。

管家管不了多少钱，却管着不少票。总就盼着居委会的韩姨上门收户口本，一收本就要发票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哈尔滨市那时布票每人24尺，小孩要少一些。

哈尔滨冬天很长，光是棉袄、棉裤就得用多少布啊！用布票的地方多着呢，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我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就是少收布票的那种布。都是些花色不好的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可毕竟用有限的布票多买上几尺。

那时我也算是正在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我补衣服的本事就是为了弟弟练出来的。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布票把人们逼出了很多才智：拆劳保手套织衣服，拆鞋带织线衣，姐姐的一个兵团战友不知拆了多少手套才攒足了线，又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织成了件有无数棉线接头的衣服。

奖励农民的布票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三年灾荒，全国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奇缺。在1963—1965年间，国家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一部分“布票”作为奖励。当年批判“奖金挂帅”，忌讳颁发奖金，所以用有价证券“布票”代替。有些地区，这种奖励农民的布票，延续到文革期间至80年代初。

实际上，当时许多农民在农贸市场以粮食、鸡蛋等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赖以解决穿衣问题。

抹不掉的记忆

天津一位中学校长回忆说：有了票证，并不能保证买到东西，过了期限，票证作废。有一年，他需要添置一件棉衣，连里带面需布20尺左右，全家的布票一大半都归他使用才够。拿着布票，多次到布店，都因人太多太挤，没有时间挨个儿，只好走了。有一天，他见铺里人少，店员闲着，他便拿出布票，请店员量布。售货员只说了一句话：今年的布票过期。再说什么也没用。布票作废，棉衣没有做成，只能靠破袄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