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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4页）

袁品文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忠厚可靠，他向总指挥表示：“我愿每天到陈兰亭部周旋，时刻与陈在一起，使外邪不入，免生意外。

对团长皮光泽则满足其升官愿望，愿把自己部队（第四混成旅）划出一半，编成两个团拨给皮光泽，请晋升他为六路司令。”

刘伯承反复斟酌，决定采纳袁品文的建议。

所有部队一切活动，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刘伯承还规定，每天下午，各路司令要在总指挥部联合办公，以协调各路部队的关系，共同协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在泸州起义后，都曾分派政治工作人员到起义部队。

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几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各路军设政治机关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总指挥部特别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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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2）

政治工作内容充实：宣传革命道理，提供进步书刊，贯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主义的宣传。

刘伯承身为总指挥，常常出现在兵民群众之中，平时不骑马、不坐轿、不带卫兵，他的模范作用，万民称道。

即使军事繁忙，他总要挤出时间做宣传工作，川南师范和泸县中学的师生对刘总指挥的报告十分信服，泸州军民爱听刘伯承的演讲，他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解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讲述泸州起义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他着重地说明军队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泸州出现生气勃勃的气氛。

吸收新鲜血液，提高起义部队素质，刘伯承为此，办起“军事政治学校”，他兼任校长，除招收地方青年学生外，还从各部抽调下级官兵加以培训。

战教结合的思路由此萌发，虽然时间匆促，当时的作用虽不明显，但是这种措施成为刘伯承漫长军事生涯中惯用的一招。

刘伯承是穿军装的政治家。

他运用革命的权威，彻底改组了旧衙门，清除一些反动分子，任用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对于财政、税收，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公开宣布废除旧军阀制定的苛捐杂税。

明确规定军队不得把持税收，军饷不能向民众摊派，要以盐税和上下短途轮船运输的税收为主要来源，并简化了纳税手段，负担接近合理。

这种开明利民的新举措，深得民心；同时，也必然引起长期依赖敲诈民脂民膏的败类分子的嫉恨。

杨公派人同吴玉章商议，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

吴玉章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刘伯承为该军军长。

会议通过了吴玉章的提议。

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了给泸州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成了暂编第十五军。

泸州的革命形势由于各项措施得当，刘伯承实现了党的指示，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可是四川军阀的反动阴谋更加露骨毒辣。

重庆发生了“三？三一”大惨案。

这一天，重庆工、农、商、学各界三四万人为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在打枪坝举行群众示威大会。

群众的爱国呼声，为3月20日被列强伤害的2000名同胞伸张正义，竟然遭到军阀刘湘、王陵基的开枪镇压，当场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多人，因跳城逃命而受伤致残的不计其数。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4月6日，杨公被刘湘残酷杀害。

四川军阀的反动野心格外残暴，对泸州的围攻进一步加紧，泸州形势十分紧张，刘湘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向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