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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惟有强化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国家富强、人民解放。

他的入党志向，得到吴玉章的热情赞许，杨公早就希望这位有优良品德素养的川中名将加入共产党。

第二年5月，由杨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刘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即使在漫长的人民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也格外谦虚。

1948年5月，中原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时，准确地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思想本质：“刘司令员本来要作一次报告，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临行前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他还说：‘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

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刘司令员常讲他‘自己从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刘司令员希望把这一意见传达到部队里去。”

如此真挚的心里话，就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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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1）

提出新观点1926年11月27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军委委员的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对四川非常复杂的军事情况进行透辟的分析。

刘伯承指出：“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

他提醒大家“务须深刻地记着，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的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刘伯承要求“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

为了保证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刘伯承等人于12月初在顺庆（今南充）、泸州发动起义。

顺庆起义被迫提前进行，非常仓促。

刘伯承等人12月9日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当天在果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刘伯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并在顺庆设立总指挥部。

由于起义部队是旧军队，没有应有的教育训练，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较差，很快就遭到失败。

12月16日，顺庆方面起义军，被迫向东撤退，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到了开江县。

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决定刘伯承即刻到泸州，主持泸州军事活动。

到了下旬，杨公、刘伯承抵达重庆，就泸州、顺庆军事问题进行布置。

刘伯承接受任务，他单骑赶赴泸州，即在原泸县道署内设立起义军总指挥部。

“刘伯承来了”，泸州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出于爱戴之心，民间纷纷传说：刘伯承真了不起，刘湘的军警多、马匹精，怎么也抓不到他，刘伯承快马单骑，风驰电掣，从重庆出来，经白市驿，上丁家坳，过邮亭铺，直奔泸州，一气走了140里，追兵动身迟，怎么也撵不上，这些家伙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落空而回，而刘伯承安安稳稳地进了泸州。

这个没有夸张的传说，长期流传至今。

刘伯承心里十分明白：泸州起义军没有按照计划行动，起义军上层陈兰亭、皮光泽见利忘义，迷恋“金泸州”每月十万元盐款税的巨大收入，他们没有挥师北上集中顺庆。

军委派陈毅到泸州接应起义军北上，并且他为北上部队拟经过的隆昌、荣昌、合川、潼南等地做了借道疏通工作，这几个头头硬是按兵不动，结果顺庆起义军孤掌难鸣，只得忍痛撤走。

处境艰难的刘伯承，首先安定民心、掌握军队、稳定大局，1月24日在泸州城发布第一张布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告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

此布。

总指挥刘伯承陈兰亭是土匪出身，部队素质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