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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由此可见，诗人是无所事事的奇怪的天才，然而是不朽的天才。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主义诗观，也是一个我早期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痛饮了金津玉液后的必然结果。象征主义，它成了我早期诗歌的土壤、水、空气和灵魂。我后来曾倾心过坚实简练的意象派、解放潜意识并更加革命的超现实主义、以及菲里浦·拉金（Philip　Larkin）的反对狂热呓语和暧昧朦胧的后现代冷峻诗篇，我甚至尝试过将叙事、民俗、古代生活内容及现实的日常细节移入诗歌（这方面新一代的年轻诗人做得很好），但象征主义的旋律已融化为我血液的旋律——我那血的潮汐。时间已到了２００８年，但我仍然是一个“古老的”象征主义者。

诗观的第一节是对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热烈呼应。他们仿佛从一座古老、幽深的密林向年轻的我发出神秘暗凉的微语，那如音乐般女性的微语充满了即将来临的诗之预言和恐怖。那是波德莱尔“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荡，犹如他的灵魂飘在音乐上”的调子。那调子像一位水中仙女裹着薄纱织物，露出象牙似的雪白的一小截*，散发着出浴后慵倦爽人的香气——那难于捉摸又转瞬即逝的香气。苍白的脸色、神经质的柔情、伤感的抖颤、迷狂的香水和泪水、涂黑的混血儿的眼圈、嘴唇和指甲上的胭脂、异国花草的芬芳、过时的爱情、昔日的豪华、奇异潮红的敏感、夏末初秋的衣裙、幽暗的带电的颖悟、骄奢淫逸的光洁和乖戾，“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鸦片”的波德莱尔，我心中“巴黎的忧郁”的波德莱尔，那属于一个诗人的象征的森林的波德莱尔，他在对我述说着、歌吟着、呢喃着一种疲倦、一种热忱、一种悔意。同样那也是魏尔伦沉痛、温婉、蝉翼一般更女性的调子，那是最轻微的音浪、最纤细的巴黎细雨中幽咽的小提琴的调子。缱绻恍惚的秋天、初雪的一点唇红，感恩、默契和凝定，那纤颤的情绪和肉感的炙热迷离地混合着，他的歌飘荡起来，轻咽起来，像一个少女的身体那样微妙，那样神秘。音乐，更轻的音乐；风景，更轻的风景；邂逅，更轻的邂逅；忏悔，更轻的忏悔。看！我们诗人中最古老、最悲惨的小提琴，他就要“抓住雄辩、绞断它的脖子”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诗人少秋和我的早期诗观（4）

诗观的第二节是对象征主义诗歌技艺庄严、纯粹的呼应，对马拉美式的彼岸世界和诗歌命令法的肃然谛听——氛围、罗马末期苦闷的诗歌、神秘的“骰子一投”、偶然、遗憾、高洁倦倦的幻美、守旧的天鹅的远举。试下去、再试下去，可能穷其一生徒劳的努力，我们或许会抵达象征的纯粹、自然的纯粹，哪怕只有两行悦耳而无意义、清楚而无用处、模糊而令人愉快、精妙而富于智性的纯粹。正如瓦雷里所说：“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

诗观的第三节是我最初也是一贯的对诗人的认识：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如果说《恶之花》是一本让你在１小时内活得比２０年还充实的书，那么波德莱尔生命中的１小时就等于你生命的全部。

这个佩带狭条印度绸巾，遵守最严格的社交礼仪的诗人坐在著名的白维纳斯、“被蛇缠住的女人”身边，发着癫狂的刺人心肠的宏论。吸食大麻、鸦片后的波德莱尔因他那人造天堂转瞬即逝的欢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那过早磨损的夕阳西下的青春、突发的歇斯底里悔恨以及狰狞可怕的波德莱尔之夜，他的一生、他的全部生活细节以及他本身都让人（尤其是青春探险者）着迷，甚至超过对他诗篇的着迷。我揣摸着这近乎“神”的形象——人性中绝不可能的基因。除了但丁和更远更稀薄的古代狮身人面大师们，他是唯一超越了人类灵魂的现象。

我们的注意力再继续从诗歌转移到诗人：一颗一闪即逝的年仅１９岁的诗歌慧星，被放逐的不安的浅蓝色天使，地狱和天堂的通灵者，唯一的儿童炼金术士，黑夜里“夜莺”般的行刺者，老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小先知，兰波就这样从１５岁到１９岁愤然加速结束了他诗的生命。四年出发的狂热与烦躁的冲锋已足够激起他对自身天才的无比厌恶和蔑视以及对世界疯狂的叛逆——向左、向右、全面出击。一道爆发的闪电、全部感官的错轨反叛了他惨痛的童年。他从１５岁起就逃往巴黎。那时，有大诗人幻觉的雨果领着他——这头发着蓝光的凶猛逼人的幼兽，四处炫耀。这幼兽最后却亲近了魏尔伦——另一个被排斥在法律之外的微胖的革命者，一个现实主义的神经病人，一个爱流泪的自我虐待狂，一个月亮下遍体鳞伤的提琴手，一个用半小时激情与冗长荒谬的史诗狂作斗争的小职员，一个傲岸独立承受一切痛苦的诗人。他们二人相互诱惑、相互折磨，演出了一场万众瞩目、举世罕见的诗歌悲剧性传奇！终于，他（兰波）抽刀断水、痛斩诗情，立刻转向非洲枪战、军火、毒品、地下黑市交易。他用他３６岁的生命（被太短的酷热席卷而去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率先投身商海的诗人形象——这一预言般的形象——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壮举。一个大惊叹！一个大玩笑！

而一个喜爱夏天最后几个憔悴日子的诗人，一个全心倾听着手风琴在夏日的白杨树下漫长的人行道上响起的枯坐者，一个在朦胧的回忆中耽于绝望的梦想家，一个幽暗的瘦削的吸烟人，一个严肃有仪的中学英语教师，他就是巴黎罗马街５号的“上帝”——马拉美。马拉美“星期二”是全世界诗人的“国际歌”，同时也是法国古典诗歌甚至西方古典诗歌的最后绝唱。

许多年后，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才看清了这一点：我早期诗观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突然迷恋上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而更多的是持久地迷恋上诗人们那缭乱瑰异的传奇生活——一个生活中的象征——一个象征中的现代启示。

一、科技情报所（1）

重庆就这样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狭路相逢的尴尬、可笑而绝望的公共汽车，以及汽车里易于*的热情性器、红色的冲锋的迷宫，难以上青天的疯狂，重庆的本质就是*！诗歌也*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诗歌之针一刻不停，刺穿灰雾紧锁的窗户，直刺进我们的居室、办公室、脸或眼角。学田湾、大田湾、陈家湾、猪市坝、沙坪坝、李子坝、烈士墓、渣滓洞、杨家坪被逼进细窄滚烫的梯坎，在黑铁般陡峭的梯坎边上吐露恐怖壮丽的诗之长舌。夏天，人们彻夜躺在街上犹如一堆白热的钢铁、一团革命的高烧！这城市以夏天的快节奏和高速度飞着圈圈，它的永不衰老令人震惊，它自身的效率就不是中国，它是里昂或芝加哥的贫穷的小兄弟。道路在疯跑，干燥的司机在疯跑，老人、孩子、青年在疯跑，树、大楼、墙和空气也在疯跑，夏天、夏天，一万个夏天后又是一万个夏天。这城市与颓废无缘，正剖开胸膛，打开一个璀璨炫目的军火库，谁要就给谁！

左边第三卷重庆兀立于市中心的解放碑是夏天武器的尖端，是霸王硬上弓的精神堡垒，是敏感而乐于尖叫的本地诗人颈部*的肿块，是一个大庭广众之下的川东象征！一个１９５０年代的诗人在此歌唱，他的生活打倒了；一个１９７０年代的诗人代替他歌唱，他的生活又打倒了；谁在此歌唱，谁的生活就打倒！（“打倒［ｄàｏ］”，是重庆话，指生活一塌糊涂）

崇山峻岭腰斩了这座城市的鸿篇巨制，将它分割为互不关怀的八块或九块（现在更多，应是几十块，因为重庆已成为直辖市）。传统中国应有的串连品质及人情轻抚与这个城市彻底绝缘，形成了另一种面目全非的中国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热的抒情志士、胆大妄为的梦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创造性”成了年轻人抗拒孤独的“核武器”。口语黑话近似于地下诗歌的接头暗语，被激烈地创造出来，又被激烈地改朝换代，比如：扁挂（指拳师）６０年代专门指打架斗殴的高手；操哥（指花花公子）普遍用于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脏班子（指出丑）从６０年代沿用至今；锤子（男性性器）四川经典的日常*叹口语，长用不衰；干燥（指性格急躁）；牙刷（指一个人一无是处），洗白或下课（指某人完蛋了，毫无前途了）均用于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这些“黑话”在公开反抗这个城市的同时也潜在地创造了这个城市的诗歌，并为当地诗人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此仅举三个最鲜明的重庆诗歌的“黑话”特征：那就是炫热，爆发力和生猛的速度。这三点在李亚伟和我的诗歌中可谓一目了然，俯拾即是。

这城市远郊的秘密幽静的风景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安慰，但也留给我一个关乎美丽的错误印象。我从２６岁起才真正第一次认清了这座城市，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座城市的烦躁折磨和残酷打击。我像一个“外国人”停在它发烫的心脏——一号桥、七星岗或解放碑，停在科技情报所，而它对我下达了如下指令：“工作就是破坏！就是作诗！”这座昔日的武斗名城（“*”时中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它的肺早已烂掉了，肝也差不多快坏死了，但它红肿的咽喉还在动，还想唱……

一、科技情报所（2）

１９８２年３月，我迎着初春潮湿的阳光走进了贺龙元帅昔日工作过的大楼，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这是我离开广州外语学院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奔波人生的第一站。在这个科技单位里，在这幢让我困惑、心烦、千篇一律的灰色火柴盒里，我继续着我未竟的诗歌白日梦，继续深入一本狂热、痛苦的诗之书（注意：不是所谓博尔赫斯的《沙之书》）。

川流不息的本地诗人、艺术家、文学浪子、美学冒险家在这个“科技”场所跳来跳去。欢快而烦热的精神铁锤重击着，无所适从的肉体在烟雾缭绕中作摇摇欲坠的挥霍，美学“反动”或美学“颠覆”也尽情在此厮杀、朗诵、哭泣。一个肥胖的中年技术官僚式政治诗人来了，他以沉默对抗我扔掉酒瓶的疯狂；另一位年纪轻轻的“老诗人”（他从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一直满含热泪地写着贺敬之式的抒情诗）一边念着魏尔伦，一边念着《西去列车的窗口》（贺敬之的诗）来了；被蜜色的晚华感动着的“我的夏天”的年轻诗歌盲流也来了，他的拿手好戏是痛哭、下跪、悔过；还有一只过早衰老的“燕子”，他弓着腰、打着呵欠，动辄就挥舞那并不存在的“希腊式钢叉”；身材伟岸、说话尖声尖气地林语堂爱好者来了，他红着脸、细心地研究舒适的坐姿。此外，还有如下来人：别林斯基迷、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迷；摹仿华国锋说话声音的“中国娃娃”画家，一个只关心“冬水田”的诗人；绝不疲倦的“马达”吴世平，他认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但却永远认识不了自己，他一边拖着一个公安局干部的高大儿子，一边对我声称：“介绍一下，这位是生命的朋友。”上述这些人就这样坚强地毫不动摇地一次又一次向我走来，向我这位重庆诗人的孤独心脏猛刺过来。其中还有一个面貌动荡不宁的感觉主义者、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人、一个自诩能看透人心的自学者，须在此特别指出，他叫马星临，当时他正以他的“艺术高龄”和人际老练成为我们的临时中心，他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个虚幻的中心并被吴世平确定为“中国歌德”或“中国托尔斯泰”，其实他应是中国“巴乌斯托夫斯基”（有关此点后面还要谈及）。

接踵而来的８月，一个深夜，我和彭逸林睡在我的办公室里，空调器彻夜开着，轰隆作响，繁衍辽阔的热浪被排除室外，人与物的高烧已退去，我们暂时逃脱这“热”的冲击，享受着人造的凉爽。房间里突然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我神经质地一跃而起，来历不明的“震颤”诗行在彭逸林的注视下倾泻而出；成群的意念在热昏中闪点突进，老布勒东的韵律开始驾轻就熟：即将迫近的火车、乌云和浪潮

你会受不住

会突然沉重地倒在沙发上

扪着心口喘气、愤怒、悒郁或忘却

死去一个夜晚

好久才复活

——《震颤》重庆在８月的高热下震颤着，而我却从这首诗的神经中猛烈地解脱了出来（因为诗已经写成，“震颤”随之变为过去）。

仍然在８月昏暗酷热的灯光下，我在重庆兵站欧阳江河家中第一次见到他，彭逸林刚作完介绍，欧阳江河就滔滔朗诵起杨炼的诗歌，他高昂着头，走来走去，激动得像一个“黑色普希金”。从此，我一想到他，就想到茨维塔耶娃说过的一句话：“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黑人在此的意思是指地下诗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科技情报所（3）

１０月的重庆，天空黯然，压得很低，酷热已随风而去，我仿佛有重返童年重庆之感，（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好像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一种短暂的流逝的美在返回一个陈旧的秋天——不是中国古代的秋天——而是有点奇怪洋味的俄罗斯的黑色秋天。冬天就要敲响重庆潮湿、阴冷的额头了。随着秋天最后一道圆舞曲或冬天最初的序曲，巴乌斯托夫斯基旋风席卷了重庆。

在马星临（一个６０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７０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不仅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也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相互集中的精神之表达。同时，它还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１９７０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１９８４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６０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