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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开会。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一头奶羊，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迅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认为这太寻常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形象。

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贝多芬：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梁宗岱译诗集》，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选全都是中国翻译界难得的精品。

１９８４年，他写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于他来说，仅仅一本很薄的书就够了）。这本书终于让我们透过时间的迷雾发现了这位２０世纪中国文坛的大隐士。世界被创造了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本美的书的境界（马拉美的一个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太晚了，他影响我们的时间也太晚了。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提前２０年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在１９４９年前曾出版过），我们将变成怎样的人呢？这本书对于中学时代迷惘的我无疑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那时我在哪里去找这本薄薄的书呢？时至今日，我才满怀欣慰地看到这本薄薄的书已成了青年学子们的美的“圣经”，诗歌的“新启蒙”教程，我心灵的春、夏、秋、冬。

三、去见梁宗岱（5）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６日，晨，８点４０分，老人去世。

那一夜，我敢说我先于所有中国青年诗人走进了梁宗岱的心，一颗伟大、复杂、素朴而太骄傲的心。这是我的天意！我的幸福！我的注定！是谁安排了我与他作这最后的通灵，那一闪即逝的我们唯一的通灵……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独自一人狂热地捧读老人的《试论直觉与表现》。我不是在读，也不是被吸引，而是晕眩、颤栗、震惊！我从未看到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文字，几乎不是文字，是一连串色泽不一的珍珠，在夜里（或白天）发出神奇的光芒，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目睹了文字那可怕的美，文字的真魔力！我同样惊讶于这些文字我现在居然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它在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一页页美的时光之书，一圈圈熠熠的幻影。唯一记住的是，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他为什么写诗的原因，“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６岁，母亲在那天去世了。送葬回来那天，我痛不欲生，只想寻死……我第一次朦胧地体会到强烈的诗歌激情，那是唯一可以抗拒死亡的神圣的东西……”

万籁俱寂，我听见了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我听见了老人一滴６岁的血滴进了我迎接着的２５岁的心。就在那一夜形成了我的第一句诗观：“人生来就抱有一个单纯的抗拒死亡的愿望，我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才诞生了诗歌。”

越认识他越觉得他神秘，他对于我们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壮丽“深渊”。他前半生恃才傲物、名满文坛；后半生拂袖而去，一心炼丹制药，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他广施绿素酊，济接苦难众生，而不像李叔同出家住进名刹，一心独善其身。他饮酒采药，归于山林，他的身心具有中国古代文人的精华，他是２０世纪中国文人中唯一的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但他又不完全是这样消极，他又像浮士德不停地渴求着、改变着、尝试着、发现着生活的真谛，绝不会只在一地流连。他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体：陶渊明宁静致远的精神和浮士德勇往直前的精神交相浑融在他的身上。

他作为一个完全孤独的诗歌战士可以说是中国文坛的旷世奇才——文词中的诗人、草药中的诗人、运动及体魄中的诗人、甚至得罪人的诗人，我们诗人中的诗人。

他的气质，他的诗文，他的霸气与不屑代表了一个已经作古的时代的最美好的品质。这品质哪怕只能在我眼里、在１９８１年５月的夜晚存留短暂的一刻，却足以代表一个消逝的美丽的中国。他那完全昨日的精神和教养一半是神性的、一半是古代诗人的，就连他隐士般的声誉，他不为人知的名字和潜在的持久的声望，这一切都具有与我们今天的时尚完全不同的东西——高贵、圣洁、清白无辜、行侠仗义，同时又非常可敬。“梁宗岱”三个字，看上去和写下来都有一种逼人的魅力和音响。

今天，我才明白一个诗人成就的意义。它不是我们时下的流行效果和出版高纪录。一些所谓的名人被遗忘了，隐士显身了。就像这位老人，他从不随波逐流，不管轰动或者沉寂，他给我们悄悄留下“永恒精神”这样的东西。

对于文学史，他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从容不迫，甚至弃文从药，就像兰波弃诗从商，而他的同时代人徐志摩、闻一多在文学史中远远比他编写得更恢宏、更洋洋洒洒。是的，文学史可以不提到他，或者只提到他一个名字，或者写一点点潦草而不妥当的两三行文字。但这也不要紧，他的形象，他一生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仅仅这形象本身就够了。这形象照耀着我，照耀着我们，以及每一个时代受着不同的痛苦而追求同一真理的少数圣徒。他们会源源不尽地吸纳“一个先辈圣徒”的伟大而平凡的基因，接着又会点燃或照亮更新的正在成长的年轻圣徒的心灵。就在同年１０月我写出了《表达》，可惜我再没有去给老人看，为此我一直深怀遗憾之情。我带着这遗憾离开了广州，直到他１９８３年去世，直到现在。如果他还活着，并看到我后来所写的全部诗篇，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四、诗人少秋和我的早期诗观（1）

时间是１９８１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地点是广州文化宫一幢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三楼一间会议室，广东青年们在热烈地谈论着他们年轻的命运女神——文艺。

我坐在一群人中间，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知道今晚我是来见一个人的。

“谁是吴少秋？”我问道。

“我就是。”声音先于形象给我留下印象，音调平稳、确定，温和中带着敏捷。我仿佛穿过这声音的薄雾在一群人中看清了他。他的形象和他的声音一样统一，只是更文雅一些。他身材颀长、态度舒缓，眼光专注而柔和地朝向我，嘴角挂着他特有的微笑。

我立即告诉他：“我从杨小彦那里早已知道你了。你写的《十三行诗》、《春天，一个孩子掉进河里》我很喜欢。”

他流露出特有的微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在那微笑中，我感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那一夜，他成了继我认识的梁宗岱老人之后所认识的第二位诗人，一个与我同时代的年轻诗人；那一夜，我感到了我们将成为诗友。

我的学校离他的学校很远。他的学校中山大学在珠江南岸，属于郊区；我的学校在北郊，白云山下的黄婆洞。我开始与他通信并寄去我源源不断写出的诗歌，我的内心在翘首企盼他尽快对我的诗作出回答，给予我一个他特有的令人信赖的肯定的声音。

一个初秋的周末，我去了他的学校，我的诗从那个周末有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转折。那一夜我们几乎是抵足长谈。他谈到惠特曼，一个如此兴高采烈而又松松垮垮的诗人，他站在一个随便的山坡上唱了起来，一唱就不可收拾。他是一个天生胜任雄伟的诗人，一个热爱光明、新鲜活力、英雄、猛兽和自由的诗人，他脚踩大地向往海洋和天空，他歌唱劳动者、伐木者、打猎者、航海者，整个美洲在他带电的肉体下颤动着、欢呼着、疯狂着，他热热闹闹地就改变了美洲的风景和文明。谈到聂鲁达（他最心爱的诗人），一个魔幻般的天才，他的歌声无所不包，随心所欲得令人惊叹，他能轻易地把一枚香蕉或一个面包变成“钻石”。他的才华无法容纳他，他必一吐为快，但越吐，才华就越溢满身心，越溢满身心，就越要一吐为快，一个刹不住的英雄主义式的超现实循环，一个真正让人胆寒的大诗人。

我们就这样在中山大学的花园、林荫道、运动场来回不停地走着、谈着。夜色在暗下去，凉意袭来，他谈到了一些神秘的话题，我的心弦为之一颤——那最能触动我的天然的一点。他的声音在我的四周形成一道神秘的气氛，我明显感到这气氛的环绕。他谈到契诃夫，他那暗淡的带阁楼的小房子；谈到“巴黎”的蒲宁，他独自一人在一个幽暗的公寓哭泣；谈到他知青时代的一个夜晚，他怎样虚幻地走过一座神秘莫测的乡村石桥；谈到汕头，他家乡黄昏时分的大海、岛屿、涛声和一颗金星，一个少年在夜幕降临的海边徘徊、沉思或静静驻立；“月亮从半夜跃起，流下惊愕的山坡……大群雪鸥日夜飞渡，在暴风雨面前交换着语言，远方的女孩在低声朗诵……风吹不动的睫毛，我刻骨铭心地爱上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