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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在江南水乡，怕是早已叮满了双腿，拍还拍不过来呢。南北到底不同，也可能是水温的缘故吧，没等天黑，通知返航。像一群溃兵似的赶到了望江屯，正见一艘大客轮，鸣笛待航。大家争先恐后的登上了船。倚着栏杆，兴奋不已。有人起了个头，高声合唱起：“伏尔加河……”在南方我也遇到过发大水，也参加过防汛抗洪，但从没这么凶险，整整十个日日夜夜，令我刻骨铭心。

学校放了两天假，还多发了五元助学金，作为补助。有几个男生没返校，其中有班干贾岱正。铲地防汛他都没参加。我还有一个疑问，怎么没有女生参加？在南方男女可是同工同酬的。记得在婺州二中念书时，女生比男生还能干呢，一点也不让须眉。我的脑际突然又闪过女大夫的影子，不知她是怎么回事，现在何方？

（四—24）

一九六○年的秋季，分外萧杀，由于水涝，减产减收。抢购来的秋菜，比去年的少了一半。白菜不满心，萝卜有虫蛀，土豆又瘪又小，大地一封冻，灾难就降临了。

先是号召“节粮”——支援灾区，以后干脆硬性规定，从每人每天一斤降至八两，又减至六两。对于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年，无疑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菜肴几乎没有油腥，清汤寡叶的，以前碗口大的二两馒头只有鸡蛋大小，两口就吞吐进了肚。稀粥粒米可数，水拉巴叉的，一泡尿就没了。饿的头昏眼花的同学们，整天听着肚子咕咕叫，没了学习兴趣。课堂里死气沉沉的，老师有气无力地讲，学生叭在课桌上似听非听，有的干脆旷课躺在宿舍里，教务处也没办法。仅管政治思想工作摆上了日程，刁泽甫书记不断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讲大好形势，讲反修防修，讲共渡难关。我对困难是暂时的，深信不疑，无奈肚子不争气。文鹃回了一趟农场，带回来的消息令人吃惊，听说关内已开始吃树皮、观音土，还饿死了人。从鲁豫冀涌来了大批灾民，出现了抢粮风潮，农场正难以招架呢。我不禁问：“北大荒不是粮仓嘛？”文鹃说话也没了底气：“都运走了，连农场职工都自身难保了。”“这么说，我们还有活命粮维系呢，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菜窖风波骤起，终于东窗事发，偷菜成了公开的秘密。饿急的同学，干脆就抢了。高煤海的枕头里装满了土豆，在炉子里边烤边吃，有时还分给我一个半个的，从不怂恿我去菜窖。他也知道我口风严，不会把这种事情捅出去。但终究纸包不住火，这烤土豆的香味被人闻到，偷偷的告了密，保卫科来了两个人，把剩下的土豆全抄走了。气得高煤海直骂娘，菜窖里的几个农民工也被辞退了。剩下不多的蔬菜也被转移到有人看守的医院大菜窖去。因为偷过菜的同学太多，罚难责众，学校只好在大会上打打雷，终至不了了之了。

饥饿比瘟疫还蔓延的迅速。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向大自然要粮，开始“小秋收”运动。半日课，半日放假。已是冰天雪地的天气，我们三、五一群，自由组合，全副冬装在田野上游荡。积雪已有一尺多厚，茫茫雪地哪还有粮可捡？扒开被雪覆盖的秫杆，早已颗粒无剩。听说，头些年，由于广种薄收，“拾荒”的收入十分可观，足够一年的口粮，可遇上这灾年，不知被拾荒者筛了多少遍，早已无粮可捡了。

那天，我和高煤海跑出十几里路，到了一个偏僻的靠山屯，实在饿的走不动了，就坐在谷草堆里取暖小憩。意外的望见院子里挂着好几串“苞米”。我俩定定的瞅了半响，关着门始终没有动静，我听高煤海咽了几口口水，在喉咙里咕嘟了几声，大着胆，向院子挪去。手刚勾到苞米，一条大狗猛的窜出来，咬住了高煤海的裤管。真是“咬人的狗不叫”，我吓坏了，大声呼救。门一开，出来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大嫂，她喝住了狗，警惕的瞪着我俩：“干啥的？”高煤海镇静的说：“讨口水喝。”大嫂剜了他一眼：“还不说实话，俺家的狗是不咬好人的。”高煤海解开棉袄，“真的什么也没拿。”“那也没安好心，要不，狗怎么咬你。”大嫂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年轻轻的，怎么也不学好？”我惭愧着无地自容，高煤海仍沉着气说，“我俩像小偷嘛？”大嫂瞅了我们一会，终于说，“那进屋吧。”屋里黑乎乎的，除了一铺炕，两只木头箱子，什么也没有。大嫂递给我们一个葫芦水瓢，掀开锅盖，“喝吧。”我俩各喝了一瓢混汤似的刷锅水，说了声：“谢谢！”扭头想走。大嫂眨吧眨吧眼问：“你们是学生？”我点点头。她有些怜然的样子：“头几天，也来过一拨，还是女的，有个就昏倒在俺们的院子里，真可怜。”说着，她掀开炕上的被，从中掏摸什么。从蠕动的破棉絮中钻出两个光屁股的小孩，抢大嫂手中的东西，大嫂扬起手，打了小孩一巴掌，“快钻进被窝去。”大嫂手里拿着两个苞米面窝窝头，“给！”我接过还有点温乎的窝头，禁不住的，涌出了热泪，眼前的情景，使我百感交集。我摸遍上下，也拿不出什么东西，表示一点感激之情。就扯下了围巾，包在了孩子身上，拉着高煤海，冲出门去。大嫂也撵出门来，喊我们站下，我们跑的老远，回头看，那大嫂还站在风雪中，挥舞着围巾呢。

接着，又发动了“大搞代食品”运动。原料是苞米叶、苞米芯，还有细秫杆，还开发了叫“大叶张”的苫房草。先熬成汤，再做成干饼。反正不缺煤，炉就整天烧着，像熬烫样的，把这些东西熬成糊状物，再掺少许苞米面做成一个个小窝窝头，蒸熟了像地瓜干似的，又硬又涩，带一点苦味，又有一丝甜味，吃了拉不出屎来。再后来，又开发了一种新的营养代食品——绿藻，听说还是科研成果，可以大量繁殖，但实在难以下咽。吃进去以后，胃里热辣辣的，像有什么东西搅动似的。随后，腹胀如鼓，屁都放不出来。这样的代食品，也不是敞开供应的，要想多吃，必须付出代价。同学们一到中午，就“全副武装”，冒着风雪下乡。黑天了才蹒跚着陆续返校。先把捡来的“战利品”交到食堂过称，换来几张代食券，尔后，再去领代食品。小时我没有挨过饿，不知到饥饿的味道，虽因家变，生活艰难，不管吃啥，肚子总能填饱，按刁泽甫的话说，“你们都是甜水中泡大的。”号召同学们“饿不饿，想想长征二万五”。但此时彼时，肚子不争气，这时说教难起什么作用。受生理学的启发，我学会保存自己减少消耗，礼拜天干脆不起床，省一顿是一顿，捱一天是一天吧。

到了年底，食品成了“洛阳纸贵”。市面上物价飞涨，冲破了各种禁令，出现了黑市交易市场。人民币贬值，十五元钱只能买一个“大咧巴”（面包）。一斤饼干凭粮票也要8—10元一斤。黑市中有用衣物换粮的，还有买卖粮票的。一斤全国粮票，高达五块钱。贾岱正卖了手表，花三十元钱，到合江饭店搓了一顿套餐。他边打饱嗝，边向同学们吹嘘他的壮举，“这第一道，炒土豆片、白菜汤、半斤大米饭，我三口两口就吃完了。第二道是炒豆芽，三两饭，吃的就有些撑着了。服务员问我，还能不能吃，并说：‘必须吃光，不许带走。如果吃不干净，罚款十元。’我咬咬牙，拍拍胸脯，吃了没问题。这第三道是二两饭，一碗白菜汤。我吃了足足半个钟头，可撑的坐不下，站不起了。”说完，他放了几个响屁，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英格表，就这么吃完了。”竟有同学仿效他，“去过把馋瘾”。

我班又有两位退学，一位姓浦，来自绥化县农村，人高马大的彪形东北汉子。他因饭量大，耐不住饥饿，先是偷菜窖里的蔬菜，后是拿食堂里的菜饭，发展到只要见到吃的，不管公的私的都放入口中，有一次被商店抓住了，送进了派出所，他根本不在乎，愿打愿骂随便，就这样“偷吃不算偷”的滚刀肉，校方毫无办法，只好勒令退学。这位同学毫不汗颜，大声告白“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虽然辱没了斯文，我却有几分同情他。临走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把一纸团塞在我的掌中，一句话也没说，背着行李卷，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我打开纸团，竟是一叠饭菜票，一查五斤八两。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民以食为天，有几人能做到“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呢。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已。

班长包德禄的退学谁也没想到，他是因为老婆生孩子请假回单位的，再也没有回来。连行李都是别人来取的，他是“调干生”，带工资上学，这样的好事放弃了，总觉得有几分蹊跷。果不其然，我听文鹃说：“包德禄克扣贪污了巨额的补助粮票，怕引起公愤，造成影响，不敢来上学了。真是人不可貌相。他一个堂堂七尺汉子，听说当过卫生兵，又是党员，竟是如此下作。”我深深感到，这里和中学不同，不再是单纯的学生，平静的校园了，孰不知在这场马拉松赛场上，谁还会淘汰出局。

（四—25）

“校办”让我去一趟，不知是什么事，我的眼皮直跳。进了办公室，沙发上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冲着我说，“正是他。”我一愣，想不起在哪见过她。校办主任热情的让我坐下，口气亲切地说：“做了好事也不吭一声。”并向小姑娘介绍：“他是我校的学习尖子，59（1）班的学习委员方昊！”我一头雾水。小姑娘走近我，大方地伸出手：“不认识我了？”她调皮地眨了眨眼，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白大衣。”我一下闪过那女大夫的身影，但很难和跟前的小姑娘对上号，“你？你是——”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条裤子，叠着板板正正的，递给我，“完璧归赵。”“你就是女大夫？”“我哪是啥大夫，那是我穿了我妈的白大衣滥竽充数呢。”说着她格格地笑起来。校办主任赞许的说，“小华也当了回花木兰，代母亲防汛呢！”我更是一头雾水，小姑娘毫不掩饰高兴的情绪，“要不是这条土布裤子，我还找不到你呢。我叫鲁华，合江一中学生，你叫我小华好了。”　她又偷偷瞄了我一眼。校办主任饶有兴趣的说：“你俩的事迹可以写一篇小说了。”从校办出来，碰见了文鹃，她问：“找你干啥？”我半开玩笑的说：“这也要向书记大人汇报吗？”她半嗔的推了我一下，“去你的。”我把事情的根由告诉了她。她眯起了那双丹凤眼，“这不好事嘛。”吃晚饭时，她跟我坐在一起，还给我代买了一个馒头一碗汤。她忽然说：“你知道那小姑娘是谁吗？”“合江一中的学生啊。。”“她可是我们卫生局长的千金。”文鹃的表情有些奇怪，“你可要交好运了。”

高煤海被同学推选兼任了班长。他在同学中威信挺高，还有几位铁哥们，他和我的交往主要是学习方面，但我没闹准，他到底属于哪一类人，因为，他绝没有我这么单纯、幼稚。不但年龄比我大三岁，而且练达成熟，又十分仗义。学校发票，礼拜六晚上在东北电影院看“我们村的年轻人”。坐在我旁边的是文鹃，我发现她热情、大方，有上进心，有能力，但总觉得她政治味太强，工于心计，有几分势利。文鹃对我挺好，什么事也不瞒我，很多消息都是她主动告诉我的。她说选举告发包德禄的就是高煤海。她问我，对高煤海的看法如何。我如实的说：“不错，他挺仗义。”她又问我：“那我呢？”我一时语塞，她抓住了我的手，小声地凑近我的耳根，“照实说。”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嗫嚅着说：“我没想过。”她使劲的拽了一下我耳朵，喷着热气说：“你呀，什么也不懂。”我一阵脸红耳热。文鹃挽住我的手臂，用亲密的口吻说：“我们先走吧。”出了电影院大门，她挽紧了我的手臂，向江畔走去。封冻的松花江，犹如银龙静卧着，两岸灯火闪烁，听着　　　　　　　的踩雪声，我俩谁也没吱声。文鹃紧紧的和我依偎在一起，我感觉到她身上那股特有青春气息，感染得心旌摇拽。我俩在江边公园踽踽而行。夜深风起，也不觉得冷。直到回校门才分开。在门卫室安道姆喊住我，“方昊，这么晚才回来？”诡秘的朝我笑笑，“押马路去了？”我装作没听见，不理他。他拦住了我，“有你一封信。”我接过信，安道姆半开玩笑说，“你小子好眼力。”我装做没听懂，瞪了他一眼。刚迈进宿舍，高煤海劈头一句：“方昊，老实交待，你和谁押马路去了？”我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一惊，掩饰着说：“哪有的事！”同室的几个同学，也跟着起哄，高煤海大声吵吵：“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快坦白吧。”我没理他们，爬上上铺，急切的打开信，信来自家乡，是恩师常耘的手迹。在信中写道“汝能深造医学，老夫颇感欣慰。天不假年，天道酬勤，望珍惜光阴，立志悬壶匡世，争杏林一席之地。”并勉励我：“医学、文学，都是人学，相通相济，皆能造福桑梓。望善自为之，不可偏废也。”恩师的回信又触动了我的隐痛，勾起了我的惆怅。常老师和我家是世交，还是我父亲的同窗好友，对古文颇有造诣，是婺州名儒，为人耿直，形骸放浪，口无遮拦。五七年，被打成“极右”，一家遣返回乡劳动，不久，师母含恨逝世，他和女儿相依为命，苦渡岁月。我来东北前，曾专程拜访，恩师已失去当年的风采，每日醉酒当歌，与牛为伍，当着牛倌。女儿梅姣每日以泪洗面。这些年我们断了联系，这封信其实是梅姣让他爸写的，她从我母亲口中知道了我的情况，来信探听虚实。我仔细的一遍遍读信，想从中了解一点梅姣的消息，终于在信纸的背面写着一首只有我俩才读的懂的一首词，我明白了一切，但不知如何回信。天若有情，天亦老，让我们祈祷吧。

假，校园一下子变得空旷冷清下来。在留校生的护校会议上，我意外的发现了杨婕，“你也没回家？”她淡淡的一笑，“和你一样。”“和我一样，有家不能回？”她还是那样淡然的点点头，急匆匆的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她这个人真怪，难道真有什么隐衷？

所谓护校，不过是充当“临时更夫”，除了检查火烛、水电、巡逻，也没啥事。一个人待在宿舍里，不胜落寞，常沉缅在遐想和回忆中。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更思念孤寂高堂的慈母。我知道我是个感情丰富而又脆弱的人，也许是多愁善感，抑制不住激情和冲动。也许是遗传和生性使然吧。

又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我对晶莹的雪花情有独钟，恐怕是江南少雪的缘故吧。小时候那堆雪人，打雪仗的情景还宛如眼前。北国的雪，一下好几天，积雪好几尺，雪后风冷地滑，弄不好就摔了个仰八叉，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显然没有儿时的情趣了。北国的雪花就如江南的秋雨一样，爱不得，舍不掉。望着满天飞舞的雪花，我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回忆中；

五六年，我考入了婺州二中，这是所新建的现代化中学，座落在双龙风景区的山脚下。在三年的学习中，我经历了勤工俭学，反右斗争，大办钢铁和大跃进运动。在美丽的校园中，不但留下了我的荣辱，而且留下了劳动的足迹：开荒种菜、修路、筑坝，还到农村参加插秧、双抢。不但学会了刈麦、割稻，还锻炼了意志和体魄。

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年代，劳动成了我们学生的主课；我们到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