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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大批判。但是当时我周围的批评气氛根本不是学术争论，很多帽子飞过来，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等等，几乎要把我搞成反派角色了。我算是惹了大事，但也因此出了名，到处都知道了有个何农要唱衰戏曲唱衰川剧。现在来看，把川剧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就同当初我们的建议如出一辙吗？

海：看来你的先见之明发表得太早了，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何：我觉得很遗憾。我们当初的观点，让不少人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我理解。但是当时如果把重点放在保存方面的话，很多老艺人还在世，可以抢救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二十年后才来做这个事情，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逝了。而且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护上面，比花在排演只能演出几场的新戏上要有价值得多。

海：俗话说因祸得福，这话在你的这次经历上也应验了吧？

何：可以这么说吧。工作上我被调到了研究室当主任，不再让我做刊物了。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我还是很苦闷。当时福建召开南戏学术研讨会，我得到了邀请，也就出去走走，因此在广东深圳、福建厦门走了一圈。这一趟给我很大的震动，猛地感到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时代了。尽管各地的朋友还在和我作学术交流，但我回视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相当边缘而狭小的空间里，那些帽子、那些批判，顿时变得无所谓。我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做学术有先天的不足，做一个学术人的前景在我眼里开始淡出了。

沿海走了一个月，回来后我就向院里申请搞“一院两制”，准备自建一个能和经济接轨的研究所。院里不同意，我和同事、朋友等还是成立了四川经济文化改革编委会，挂在院里，开始给企业做报告文学，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转向做经济的开始。

搏击商海的平稳与飞扬

海：那你是如何转向做经济的，是一下子就下了海，还是有个过程？

何：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最有名的经商模式就是倒卖汽车、钢材什么的。有一个笑话，说一辆汽车在成都被卖了一大圈，又回到最初那个人那儿了，而且所有参与的谁都没有见过那辆车。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也不懂经营，但致富的愿望很强烈，这种现象现在想来其实也很正常。我觉得我去当那种倒卖“窜窜”既没有天赋也没有资源，还是做点自己擅长的东西吧。以前学过画画，就帮人做封面设计；学中文出身，就做书。这些事情虽然做得零零星星的，但也结交了不少人，这和以前在院里埋头研究川剧的封闭状态大不相同。大约是1989年，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一个自收自支的文化研究所，我就去那里做了兼职的副所长，既做《民间文化集成》等纯文化的书，也做企业文化一类的面向市场的课题，如给恩威做道教文化的背景包装。1992年省里批准社科院实行“一院两制”，正式成立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四川分院。这是一个自收自支的单位，当时有三十个编制，主要是解决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但这批编制最后只用了七个，其中包括我和胡志强。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放弃铁饭碗。

海：你怎么就能下那样的决心？是对自己有信心还是对什么事情很有把握？

何：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不过下这样的决心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经济潮当时已经成为主流，很多中青年知识分子其实都愿意投身其中，但是人总是不情愿放弃，所以真正能放下已有的东西，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前景的人并不多。我也想多拥有一些啊，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事一定要纯粹，不纯粹就不可能专注，那连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更不要说去面对不确定的前途了。其实当时的状况对我来说也不算一个很突兀的跳转，毕竟这也是一个研究性质的机构，只是课题不同而已。在这几年中，我们对企业管理、企业战略发展等等知识有了积累，这些积累也为以后向做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4）

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为自己的转型做了哪些铺垫？

何：1992年，我已经是副研究员了。这段时间我们和很多企业接触，给企业做形象策划、发展顾问。当时CIS刚刚被引入国内，我是最早搞这个东西的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十几家大型企业的策划顾问，这是一个既检验理论也增进实践的过程。

当时的管理分院聚集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气氛很活跃，各式各样的项目提案、企划层出不穷。这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快的阶段，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接触的行业都很多。管理分院分经济、法律、文化三块，我是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分院可以兴办企业，当时办了各种各样的公司，我又是广告公司、书局董事长，还是院里驻海南办事处主任。不过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图书上，很快成了当时名头颇大的书商。

可以说1987－1993年这段时期我的身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学术研究型知识分子逐渐转为企业咨询。这为我以后做企业作了较好的铺垫。

海：书商在中国是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行业，你体会到这种色彩了吗？

何：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江湖吧，其中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做的第一本书是海波编的足球书，叫《决战美利坚》，1994年世界杯前搞的，相当于现在世界杯前出的“观赛指南”。海波还在家里编稿子，我和胡志强拿着做好的封面，搞了个假样就跑出去开会征订了。到了广州住进宾馆，把假样往房间里一摆，订货的人就上门了。我们刚刚入行，也没人认识我们啊，就问我们有没有担保，另一个成都的书商说“我担保”，人家一看是熟面孔，二话不说就掏钱。这个会开下来，我们收了三十多万现金，印刷、发货，什么钱都有了，当时觉得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

海：涉足一个新行当，初战告捷，肯定很受鼓舞吧？

何：当然啦，当时真觉得是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回来后马上加紧做新选题，约了几个朋友写历史纪实类的书，想了一阵决定写军阀战争，这是一段当时的读者还不熟悉的历史，就起名叫《人祸》，四个作者写的，就起个名字叫“何士夫”，“合四夫”的谐音。书写出来后，海波还用老先生的口吻写了一篇序，起了一个很像老先生的名字“胡文樾”。我拿着这篇序给一些学院里的朋友看，还真蒙了不少人。

海：这些细节，现在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