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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这次峰会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可能会确立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它的货币在未来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格局当中的地位。

【专家观点】全球经济新秩序中的中国角色

（CCTV2：11月15日《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

访谈嘉宾：龚方雄，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芮成钢：说到这次全球金融峰会，大家有很多期待，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开始，至少是开始讨论未来游戏规则的一个开端。既然旧的游戏规则已经被打破，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被制订出来，这时候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里就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当中，我们自然想到，美元这么多年是全球单一的货币，未来人民币有没有可能也有一定的机会？

龚方雄：应该会。这次峰会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可能会确立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它的货币在未来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格局当中的地位。现在的金融格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协定。现在的金融危机百年不遇，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家都在思考，未来全球的金融格局会是怎样。大家知道，最近只有三个货币非常强，美元、日元和人民币，但实际上美元和日元的走强不是因为它经济本身的基本层面很强，而是它资本层面很弱造成的。真正走强的货币只有人民币，是唯一跟它基本层面配合的一个货币。

芮成钢：自从中国抛出4万亿元大单出来之后，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多做一些事情，稳定世界经济局势，让美国经济、欧洲经济尽快复苏，当然这对中国自身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贡献得更多，我们在新的游戏规则制订过程中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上次游戏规则的制订，但这次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我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龚方雄：我觉得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的恢复，同时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我们应得的地位和权利。在新兴格局中，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现在中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让中国出钱出力，但是西方国家每次提到中国要参与全球性的经济事务的时候，总是把中国和其他很多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扯在一起，实际上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其应有的地位，应该得到八国集团应有的认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出了钱，可能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要不然你钱拿出去了，话语权不在你的手上，这个钱怎么用，你没有影响力，再就是这个钱将来能否拿回来，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争取。

芮成钢：你认为中国这个时候应该积极地为世界的经济恢复做贡献，但是与之相匹配的是，在贡献的同时我们应该拿到符合我们贡献的话语权。

◇欢◇迎访◇问◇BOOK。◇

第46节：直击华尔街风暴2（46）

龚方雄：对。

美国每次有金融危机，压迫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升值的时候，就动用国际安全来威胁逼迫它们升值，所以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维持美国经济的基本力量。

【专家观点】枪杆子里出政权

（CCTV2：11月30日《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

访谈嘉宾：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主持人：这次4万亿元大单扩大内需，方方面面都透露着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在使用这么多钱的时候，有意把很多力量放在比如新能源领域，未来不仅可以更好的帮我们解决目前的瓶颈问题，同时可以让中国以后在这个领域成为全世界的引领者和领导者？

陈平：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这里要解决一个问题，中国技术领军人物实际对世界前沿的方向，比如电动车、节水工程，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要把这个变成新的主导产业，必须要有价格结构配套改革，使得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比维持老技术的省钱，这样才能让新产业起来。如果我们不改革现有保护高耗能、多费水的技术价格结构，如果不动它的话，即使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效果也是不显著的。

主持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愿景、政策都在，但具体要实施还需要很多技术细节的配合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陈平：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要和价格结构改革配套。

主持人：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扩散的情况下，上海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开工了，我们现在看浦东的样子越来越像纽约的曼哈顿。这个高楼能算基础设施建设吗？是不是更像形象工程？

陈平：这对打造上海国际中心品牌形象有好处，但要谨慎。盖几个高楼没问题，盖多了会加大金融风险。

主持人：为什么会加大金融风险？

陈平：楼太高以后，成本高、租金高，经济好的时候租得出去，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有空置率，就会赔钱。

主持人：要把这些建设项目，目前的投入跟营收预期考虑进去？

陈平：要有一个配套，这样的形象工程要做几个，不能做多，但也不能没有。

主持人：中国的财政政策跟欧美的财政政策相比，我们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政策见效如此之快，而欧美的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陈平：中国的财政政策有效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大部分是工科出身的，他们在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非常有意识地运用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更新技术，改变已有的经济结构。而西方财政政策只是刺激消费，没有进行结构分析到底刺激谁的消费。比如搞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一搞基础设施建设，立刻会创造农民工的就业。但是在美国很多重要工程都让大批非法的墨西哥移民来干，财政政策没办法造福于本国人民。如果动用货币政策刺激消费，美国、欧洲的情形是越穷越要买进口货，因为进口货便宜，而进口的主要是中国货，又创造了中国的就业，而不是创造美国和欧洲的就业。这是美国和欧洲比中国改革困难多的原因。简单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还维持现有的过度消费结构的话，对它们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加大它们调整的困难。

主持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很多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包括基础设施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投资空间比较大，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项目已经不多了。

陈平：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因素。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快呢？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统一的大国，政策实施效率非常高。例如中央政府在决定地区发展的时候，确定先发展沿海，再发展西北，只要全国老百姓都接受，此项政策就能迅速启动。但在欧洲就不行，如果财政政策往西欧投，西欧基础设施已经不错了，效果会不好。就像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停滞的时候，日本政府往公共设施投了很多钱，但效果非常微弱。如果将财政投在东欧，东欧经济起来了，西欧企业就会关闭转移到东欧去，这样导致西欧国家选举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反对。所以，所谓的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在进行结构转型时候的困难实际上要比社会主义中国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