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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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这使我想起解放前后，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门富家把家中的古籍旧书当作废纸出售的情形，它们有的被送进了造纸厂和扇子厂，还有很小的一部分则被严宝善这样的掠贩家（藏书家中的一类，其余四类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购走，才得以幸存下来。1953年，严宝善从某书肆购得一批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吴煦后裔家中流出来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后来被史学界称为“吴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随着我走进一间仓库，里面摆着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旧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尘土，整个房间有一股浓重的旧书与灰尘的味道，使人鼻子发痒。经历了无数历史烟尘的这些古籍，如今静静地坐在这里，与研究它们的先生们相伴，它们今后的去向又是哪里呢？我寻找了它们这么久，如今面对面了，然而感觉依然是那么遥远。

老先生一直跟着我，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但他每每都是三缄其口。

我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出来，我大概刚走下三级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

古旧书店仓库底下是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种是那么年轻，另一种则是那么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种的生命更为长久一些。

回来途中，我又一次经过了清泰街488号。清泰街改建以后，这里将成为繁华都市中的黄金地段，它潜在的经济效益将吸引许许多多具有经济眼光的人。古旧书店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旧书是要贴钱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晚上我们睡觉，天明醒来发现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献是每位学子的基础课程，现在则成了阳春白雪，成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我想起了严宝善先生，这位上半个世纪就已成长起来的博学之士，说不定已是杭州最后一位真正的民间藏书家了。有一天，当他从那个近于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在喧闹的街上低头疾走的时候，又有谁能认出他，并且理解他的内心呢？当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当时间将他和他的那些“书友”们统统淹没的时候，还有谁会记起他们吗？

1995年7月

【温驯的抽象生活】

——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的旋转门，一眼就看见了让…菲利普·图森。

进酒店之前，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武林广场逗留了一会儿。人们在广场上朝各个方向走着。我在一只花坛的边沿坐下，让时间悄悄流逝。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白天，没有太阳，有点冷，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个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比利时小说家、电影导演——让…菲利普·图森。也许还等待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图森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图森。他是那么高大，和我握手的时候不得不俯视着我。因为谢顶和脸上的皱纹，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是啊，他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变的是他的目光，那么温驯，还有他的若有若无的浅笑，这些使他看来像一头绵羊。办好入住手续，我们鱼贯走入电梯。到了十楼，我们又鱼贯而出。进了房间，图森说，他要睡一会儿，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练习写作的时候，图森正在法国崛起。罗伯·格里耶称它的小说为“叙事体的抽象派艺术”，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出版于1985、1986、1989年。世纪将尽时，他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1997年初，我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浴室·先生·照相机》的中译本。这是一本诡异、独特的小说，简洁而深奥，你从中仿佛看到了本质的东西，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它们让我深深地着迷。

图森在休息。我们围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商量图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绍一下我们吧：诗人兼民谣歌手杨一，他是图森中国之行的“三陪”，已经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划人陈侗和鲁毅，他俩三天前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一路陪同图森；小说家黑城，还有就是我，是图森浙江之行的义务接待者。我们都是图森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围坐着抽烟，烟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站起来，跨过烟灰缸，拎起水壶给大家倒水。后来，朋友阿强和黄石敲门进来。

下午四点钟，图森从隔壁房间跑过来。他的脸上留着两道刚刚睡醒的痕迹。我们动身去西湖。

湖滨游人如织，湖水笼罩着迷蒙的雾气。六公园的露天茶座坐满了人。我们把两张空桌子并在一起。服务员给我们泡上茶。我们斯斯文文地坐着，面面相觑。我们的外语水平只够跟图森寒暄，可总不能老是寒暄。于是只好沉默着。有时图森的目光会和我相遇，可是又迅速地飘走了。他的神态中没有激情，也没有好奇，有的只是止水般的平静。最后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停留在桌面上：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庞大的情爱舞台，一对对飞虫落在上面，奋力地交媾着。之后它们分开，一只精神抖擞，另一只则气息奄奄，哪一只是公的呢？我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并开始争论。

图森的脸随着天色变化着，就像面前的茶杯里的水。后者从浅绿变成微红，再变成深红。天色终于黑透，又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五点半的时候我们起身，沿着湖岸走到少年宫，再走到望湖楼。白堤上的灯已经很亮了，映在湖水里，波光闪烁。下班了，北山路上人流车流交叉涌动，此刻他们挤在一条马路上，目光急促，表情匆忙。一位交警在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没有目的地，没有心事，我们踱着细步。我们暂时地逃离了那种紧张、乏味的生活。遗憾的是不能经常这样踱着步。快要走到断桥时，我们往回走。北山路上打不到出租车。我们一直走到保俶路上的潮香宫，还是没有空车。继续往前，走到蓝宝大酒店门口，然后傻傻地等在那儿。酒店门口的大龙虾吸引了图森，他拿出照相机，叉着双腿，反复地瞄准。

晚上六点半时我们回到雷迪森。在三楼的一个包厢里吃饭。图森已经会说几个中文词语，他把“干杯”叫做“屁股朝天”，意思是把酒喝完，一直见到杯底（屁股）。“干杯”的法文发音是“亲亲”。亲亲！我们举杯，然后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我们去一个叫“天上人间”的酒吧。迟钝的木门推开了，我们鱼贯而入（请原谅我第三次重复这个词，我自己也痛恨，可是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屋里光线昏暗，人声嘈杂。我很少上酒吧，因此眼睛隔了好几秒钟才开始适应。一名男服务生迎上来，鞠个躬说，先生晚上好。服务生的背后，有一条长长的吧台，吧台前人们神情恍惚。这是一个暖昧的地方，模糊着梦想与现实的界限。我们沿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我们人多，服务生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人刚坐下，啤酒就端上来了，二十杯，泛着泡沫。每人都喝了口啤酒，心满意足地放下，咂吧着嘴。图森慢慢舒展着额头，眼睛像夜狼一样越睁越大，不久便开始散发出幽蓝的光芒。亲亲，他朝我们举起酒杯。

我们——黑城、黄石、阿强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都写过多年的小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都不能经常写了。是的，是不能。不过，这是暂时的，我往往一面这样可耻地安慰自己，一面过着温和而平庸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热爱着从前热爱的事物。

十点钟，三个上海来的打扮入时的女孩加入进来。黑城说，她们是作家。哦，多么年轻的作家。女孩作家坐在图森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她们声音婉转，表情热烈，眼睛忽闪忽闪的。图森很快就被逗得容光焕发，一面报以微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我酝酿已久的有关文学的话题，始终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想和图森作些交流的念头慢慢熄灭了。

明天还要去绍兴。十二点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天上人间。图森、杨一、陈侗、鲁毅回雷迪森。黑城、黄石和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黄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老婆没回家，我没带钥匙。黄石说。于是我们又去了另一个酒吧。一直泡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图森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冷漠、迟钝、轻率、孤独、无所追求。《浴室》中的“我”在浴室中过着“平静的抽象生活”，他整天泡在浴缸里，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有理由，哪怕是一个我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在《先生》中，“先生拉着安娜·勃鲁哈特的手，就这样坐着，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长凳上。”《照相机》中的主角也没有名字，他等待着，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等待，体味着时间缓慢的流逝，体味着自己的无所作为。我发觉自己的生活——至少是一部分——和图森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相像。图森小说主人公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困境，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准确的概括和预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图森小说的普遍性。图森不是普鲁斯特式的大师，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仍然是稀缺的。

二、绍兴

中午十二点出发，下午一点到绍兴。诗人濮波在那里接应我们。

图森来之前，中国是他最感兴趣的国家。法国文化部资助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图森的最新作品是《自画像（在国外）》，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记录，不过，从它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六期的节选来看，图森把“国外”当作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就像图森这次到中国，无意中成为了我们的镜子。所以也许不需要和他进行酸溜溜的交流，只要他站在我们面前就可以了。

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我们不动声色地滑过这些地方，像一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