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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形成秦的郡县　制度。

（3）实行什伍制度：秦国的都城、乡村、小镇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在变法前都作为基层行政单位。为了便于管理，编发要求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二、经济方面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2）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

（3）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三、社会方面

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具体规定：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从以上内容中，我有两点理由必须摘录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一是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虽然是建立在抑商激农的基础之上，根本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鼓励人口增长。但是，统一度量衡却为在全国商业流通奠定了基础，毕竟商品需要流通起来才能创造价值，“囤奇货”卖出好价格才是商人存在的理由。二是实行爵位奖励制度，打破世袭封分，给新兴阶级一个希望，尤其是自由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奴隶争取自由的动力更大，毕竟奴隶在旧势力中还是依附，他们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商鞅死后，秦国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变化，旧势力再也没有能力阻挡社会前进的步伐，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它摆脱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尽管商鞅先为变法入秦，后却以殉法死秦，但这始终不能阻止植根深厚的商君之法在秦的延续不该，为弱秦变强秦开辟了一个坚实光明的前途。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点题外话，电视剧《新大秦帝国》（第一部）中选用了很多山村场景，可是导演却没有农作物历史的常识，居然把山村的农作物认定是玉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农村是不可能种植玉米的，玉米作为美洲作物，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传入中国的，这个就像你拍摄明朝的电视剧或电影，千万不要把镜头对准马铃薯和红薯一样。不过，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从典籍、地理条件和战争发展倾向来猜测，由于秦国与北方游牧部落战事频繁，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正是匈奴崛起的时候，匈奴人的东游西走的习惯以及与食物需要，小麦应该就在那个时候进入我国北方地区，但种植面积应该不大，无法与粟、黍、菽等谷类农作物相提并论，小麦大面积推广种植还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功劳。

战国时期的诸侯们一点也不清闲，国家富强之后他们首先选择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动新一轮战争逐鹿中原，实现自己以及后来者“王天下”的梦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一章　　　兴兵求鼎

商鞅既然推进的是法家理论，虽然最后把自己也埋进了黄土，可是以法家思想管理国家就融进了老秦人的血液，尤其是县制作为基层管理单位的建立，为地方形成区域性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这样就在秦都城——咸阳下面形成了许多小的城邑，实现区域性人口的集中和发展，为今后的战争输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为了推进变法，商鞅创举了一把火，烧了儒家思想两本重要文献——《诗经》和《尚书》，这是我国历史上举向书籍的一把火，开创了中国历代王朝禁毁书籍的先河。当然这是后事，我后面再作讲述。

“鼎”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代表国家统治权，有典籍记录的第一次“问鼎”事件应该是楚庄王创造的，当然既然有人开了这样头，就有后来人不断寻思“鼎”的重量和下落。那么，“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哩？据《春秋左传》记载，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后来辗转传到周朝，成为传国的象征。对于楚庄问鼎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疷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后来就用“问鼎、讯鼎、观鼎”等表示窥视王位；用“窃鼎”表示窃取王位；用“沦鼎”表示政治###，王权沦没；用“移鼎”表示改朝换代；用“迁鼎”表示迁都’用“定鼎”表示建立政权，确定国都；用“鼎祚、祚鼎”等表示国运；用“周鼎”借指政权、王室。

在“王天下”理念的指引下，富裕起来的秦国兴兵东扩就成为必然，然而矗立在秦国最前面的是自己的宿敌——魏国，自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魏国公子昂率领的魏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后，秦国好像对这位邻居不怎么感兴趣，尤其是公元前338年秦惠王即位，商鞅被扯裂以后，战事一直没有提到秦国扩张的议程。可是与强邻相处，魏国的头顶上还是悬着一把锋利的巨斧，随时向它挥来。战争终于在商鞅死后第六年头来了：公元前332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打得还是晋），以败从约。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赵人决水以灌齐魏之师，齐魏之师乃去。”（《资治通鉴——周纪二》）后世的人把这场战争的发生归结于苏秦张仪的纵横联盟的破解。其实，我认为主要是秦惠王赢驷正在为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而努力，等统治地位稳固，挥师东进势在必然。不信？下面我将《资治通鉴》中记录的秦国对其它诸侯国的战事摘录下来：

公元前330年，“秦伐魏，围焦、曲沃。魏人少梁、河西地于秦。”（连新建的都城——少梁都丢了）

公元前329年，“秦伐魏，渡河，取汾阴、皮氐、拔焦。”

公元前328年，“秦公子华、张仪帅师围魏蒲阳，取之”。……“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割地求和，清廷的做法，我们很熟悉）

公元前325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称王。”而魏已经变成了连卫国的叛徒都不敢收留的地步，相较之下，魏国在秦国的阴影下只能苟且偷生了。

公元前324年，“秦张仪率师伐魏，取陕。”

公元前322年，由于张仪不再担当秦国宰相，“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

公元前319年，“秦伐魏，取郦。”

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迎之，五国之师皆败走。”（五国联手居然打不过一个秦国，恶梦来了）

公元前317年，“秦败韩师于惰鱼，斩首八万，虏其将……诸侯振恐。”

公元前316年，秦师入川，平定巴蜀战乱，稳固后院。

公元前314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又败韩于岸门。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

公元前313年；“秦右更疾伐赵。拔蔺，虏其将庄豹。”楚王“伐秦，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

公元前312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割城求和。

公元前307年，秦约魏攻韩，“甘茂攻宜阳，五月不拔。”后，秦武王率领全国兵力相助，“斩首八万，遂拔宜阳。”八月，秦武王问鼎周，“绝脉而薨。”赵武灵王胡服摄骑。

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命令甘茂、樗里子伐魏。

公元前303年，“秦取魏蒲阪、晋阳、封陵；又取韩武遂。”

公元前301年，“秦人取韩穰。”“蜀守焊叛秦，秦司马错诛之。”秦会同韩、魏、齐三国伐楚，“败其师于重丘，杀其将唐末昧，遂取重丘。”

公元前300年，“秦华阳君伐楚，大破楚师，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取楚襄城。”

公元前299年，“秦人伐楚，取八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