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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的价格 1938年春,长安大戏院的2楼和3楼改建为“长安大餐厅”。按照西洋餐厅的标准装修布置,供应西式大菜和套餐,可同时接待上百人。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菜单,价格如下: 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5角; 一汤二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7角5分; 一汤三菜、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1圆; 一汤三菜、小吃、水果、点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1圆2角。 此外,长安冰棍机房(进口现代化设备)日产冰棍8000支,每支售价3分钱。 酒菜价钱 30年代北平通行的酒主要两大类:一是烧酒,就是白干,又称“高粱烧”,是老百姓都欢迎的传统酒类;二是黄酒,主要是南方传来的绍兴黄酒,饮用者大多是中上层文人。 北平零卖白干烧酒的平民化酒店称为“大酒缸”,经营者多半是山西人。著名的如大栅栏口同丰号,零卖碗酒,以茶碗盛酒,每碗仅20枚铜子(合不到5分钱),酒味之醇厚,堪称第一。下酒菜有多种多样,每大碟3枚铜子(不到1分钱);热菜最贵的有定制“苏造白鱼”,每尾6角。此外食品还有“清水饺子”20个一角钱,俗称“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山西馆子拿手的“刀削面”和“拨鱼儿”加肉汤,2—3分钱一大碗。 黄酒馆子主要卖绍兴黄酒,分为女贞陈绍(竹叶青等)和花雕(据知堂老人周作人考证:绍兴当地并无花雕之名),以年代定价值的高下,最远的据说有60年陈绍。价钱最便宜的2角8分一斤,最贵的4—5圆一斤。但在饭庄菜馆喝黄酒却没有准谱儿了,以字号大小定价,普通的要4角一斤,也就是酒店里卖2角8分的那一种。除了绍兴黄酒以外还有山东黄酒,每斤2角或2角4分钱;酒味淡薄,和山西特产的汾酒,同为“大酒缸”的附属品。再便宜的有号称“玉泉佳酿”的北京黄酒,以护国寺西口“柳泉居”和崇文门外“仙路居”最有名,酒价每斤1角7分。 有以麻雀做下酒菜的,1937年1圆钱可买麻雀100只。1圆钱可在东华门大街金华楼吃春饼,带一大“什锦盒子”的熟肉菜;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伺候十分周到;还可到“烤肉宛”或“烤肉季”、“烤肉王”饱尝烤肉,其实只要几角钱就足够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9)
1939年6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的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1) 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圆(合今人民币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60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1927年末—1931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300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200圆)、茅盾等。 (2) 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3—5圆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20多圆,生活费至少160圆左右;月收入必须200圆(合今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3) 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2—3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15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20圆以上,生活费120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四等升为三等;夏衍、胡风(作品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2圆,后来才升为3圆。这表明他们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4) 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2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20—30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10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40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800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1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 30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四五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100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计114两。每两作1圆4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的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1月,中国1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100银圆=46日圆,1932年初100银圆=69日圆,1933年初100银圆=98日圆,1934年初100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100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100元法币可以兑换105日圆。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专制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纷纷南下。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3月2日成立,会员约50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20圆。1933年8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20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10月下旬或11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5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50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30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20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15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35圆(折合现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1932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20岁左右到26、 27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圆钱6张的饭票(一顿客饭2角钱,买1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12个铜元(相当4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分钱=3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的。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2角钱,也就是说2—3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1934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75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1935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60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据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1931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九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一圆。自己做饭吃,每月5—6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1932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1933年,他只有19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10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3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22枚铜元(合7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十来个铜元(合四五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2角钱,一个月伙食费5—6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1935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20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40—80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1。 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1903年5月4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7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14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1920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1918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1920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注:黄金1两可换100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指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1928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1929年1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马宁分析:“少璋是1928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1929年7月10日出版了第7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 2。 冯毅之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3)
冯毅之1908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13岁入青州高等小学,20岁在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宣传革命,被通缉。1930年夏天(陈注:据丁玲回忆是5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10月份加入中共。[陈注:据冯雪峰回忆,“1930年7月和8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班;王学文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六十人左右,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9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 查《鲁迅日记》载,1930年8月6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9月13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 22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四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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