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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刊登合订本（半年每卷）售价1圆，邮费5分。　　二、　《新潮》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发行所地址：北京汉花园。大16开，150页。零售价：每册3角。订购全卷5册1圆2角；全年2卷（10册）2圆4角。邮费：本国及日本每册3分，欧美各国每册6分。　　三、　《少年中国》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7月15日在上海印行，此后每月15日出版；《少年世界》月刊每月1日出版，上海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发行。定价相同：每册1角，邮费2分。订购全年1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5）

1917年前后北京的生活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180块钱就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120块钱（每月10至15圆）也可以维持。所以有条件踊跃购读《新青年》、《少年中国》和《新潮》等新刊物。蔡元培校长上任之后，他把北京大学的学风扭转过来，并且热情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文化启蒙事业，意义非常重大。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读的待遇　　关于毛泽东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史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加以考证。　　1918年8月，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他们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引自《蔡林彬给毛泽东》，原载《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毛泽东的同学、同由长沙到达北京、同借住杨昌济家的萧瑜回忆：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筹划勤工俭学的预备课程时，毛泽东也协助过。经过几次磋商，毛宁愿留在北京，不去法国。……毛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是学者，当然对出国留学没有兴趣。……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进行工读计划，如我们在法国所为。这就面临了给毛找工作糊口的问题。三个就此问题商量过多次。这时适逢我们在北大征求学会会员，以我们判断，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我们想叫他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这安排对毛很理想。　　怎样获得这份差事是个难题。……最后，还是想到了蔡校长，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叫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萧瑜（子升）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译本。另一种译文说，萧瑜和蔡和森等人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引自《毛泽东和我》，台湾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年版，第56页。）　　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一般教授约200圆左右。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本人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此外还有另一种记载。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见蒋梦麟《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6）

毛泽东系1918年8月来京后到北大工作半年，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职在京，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事实。而高平叔教授指出：蒋梦麟这段话，记忆有误。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9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此时，毛已回到长沙。事实上，毛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是在蔡元培先生自己主持校务期间。即使由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也只能以图书馆主任的身份向蔡校长提出，而必须由蔡校长下条子派任。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有了蔡校长下派的条子，北大会计课才能把毛泽东编入职工名册，照月发工资。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薪俸考　　关于北京大学早期的教职员待遇情况，至今只有一些著述中零散提到，而缺乏系统的考证和论述。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几十年前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大量散失，以及历来学者们对于这个专题的忽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地位的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是他们教学、科研、传授和创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他们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教育史和反映校园生活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百年以来我国知识阶层，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各自薪金待遇方面的确切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笼统或零碎，几乎没有人系统整理和研究过。几十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是北大校史者们经常引用的史料（陈注：国家档案馆将此纪念册出版年代定为1917年，但据我考证它是1918年4月30日编定、5月出版的），然而在这本纪念册编者的“例言”中也说：本校往年案卷大半零散，故前任职员所录之编制，全以民国三年陈君叔辛所编之《沿革略》及历年薪水簿为依据。但《沿革略》不甚精详，而光绪三十年以前至三十二年之薪水簿，又均遗失。因此前任职员录中，难免错误，亦无可如何之事。到了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要寻找历史上的《历年薪水簿》，就格外困难了。本文不揣冒昧，考证“民国初年”主要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教员薪俸”，试图填补这方面的一个空白。　　1917年制定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　　1917年5月###颁布《修正大学令》，分大学教师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几乎同时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制订标准为：　　学长分为四级，一级450银圆、二级400银圆、三级350银圆、四级300银圆；　　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银圆、380银圆、360银圆、340银圆、320银圆、300银圆；　　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银圆，本科教授自280至180银圆，预科教授自240至140银圆；　　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银圆至50银圆；　　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至5银圆不等。　　但这只是一个原则上的规程，尚未见具体的实例。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几所。前些年《文物天地》披露的《北京大学1919年职员薪俸册》，内容仅限于职员，如——　　姓名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蔡元培600　　　　　600　　　600　　　　600　　　600　　　600　　夏元瑮350　　　　　350　　　350　　　　350　　　350　　　350　　王建祖350　　　　　350　　　350　　　　350　　　350　　　350　　陈独秀300　　　　　300　　　300　　　　300　　　—　　　　　—　　温宗禹（本为教授）300　300　　　300　　　300　　李大钊120　　　　　120　　　120　　　　　60（半薪）60　　120　　……　　1916年12月以后，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系“特任”资格，由国务会议议决，月薪为600银圆，级别是“一级校长”；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兼教授，王建祖担任北###科学长，以上二人级别是“三级学长”；1919年由温宗禹担任北大工科学长，6月代理北大校务；首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兼教授（1919年暑期休假）。以上二人属于起点级别“四级学长”；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级别仅为最低的“五级主任”。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这个《北京大学1919年职员薪俸册》，仅包括校务方面的职员，并不包括文、理、法、工四个学科的教授、讲师、助教等，所以很不全面。　　然而，关于北大教员的状况，学者们的许多论文中只是笼统地说：当时北京大学共有教授约80名左右。至于五四时期北大的“一级至六级教授”究竟是那些人？他们的实际月薪究竟有多少？至今缺乏明确的数据。本文试图解决这个课题。　　北京大学薪俸存根　　在北京大学初期的历史档案里，我发现了一堆杂乱无章的财物会计纸片（单据），在尘封的角落里被历史遗忘，无声无息地沉睡了８０年，从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其实，这些史料为研究五四时期我国知识阶层经济生活状况，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这一大堆纸片就是《中华民国某年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散页。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7）

当我初次发现它们的时候，这些纸片散乱不全，显然没有经过整理核对，而粗糙地用两条白棉线订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58张，第二部分190张；我在另外一个案卷里还发现了《领薪存根》（民国八年至十三年，1919—1924）17张。这三部分存根的格式、纸张、尺寸，完全一样。编号、姓名、金额、年月日皆用毛笔书写。经鉴定完全是当时（80年前）的原件，而非抄件，更不是复印件，所以是真正的第一手史料。　　我初次见到的史料毫无顺序。第一部分第一张是“大字第伍拾叁号九月份上半月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刘三薪俸金额一百圆，现洋五成、中票五成，右款已照数发讫，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廿五日”；接着是“大字第伍拾伍号程演生”，“大字第拾陆号刘文典”……直到后面才出现“大字第拾捌号陶履恭”，“大字第壹号胡适”等等；第三部分又出现了马寅初、马叙伦、蒋梦麟、周作人、钱玄同、李石曾等人的领薪存根（民国八年至十三年）。　　从残留至今的这365张存根残片看来，这种“薪金发放存根”显然是由当时北京大学财务部门统一印制、校内专用的。虽然我所发现的这种存根年代是从民国八年到民国十三年，但实际使用的时期估计不止这六年时间。　　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的格式　　80年前的这种存根，一律是竖排文字，用我国民族形式的草黄色薄纸石印。原有空格处，是用毛笔书写的数字、姓名、日期等。举其中的“大字第壹号”和“大字第叁拾壹号”等“薪俸发放存根”为例——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右款已照数发讫中票五成金额壹百贰拾圆现洋五成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钱玄同薪俸大字第叁拾壹号九月份上半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廿四日右款已照数发讫中票五成金额壹百肆拾圆现洋五成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胡适薪俸大字第壹号九月份上半民国八年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月薪，通常是在一个月以后，分两次发放；每次支付半数，例如胡适于十月底才又发放另一半140银圆，付清280银圆。也有少数教授是一次发清的，如马叙伦、蒋梦麟等；此外月薪较低的讲师、助教，都是一次发清的，详见下文。　　在每张存根中所谓“现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所发薪俸中的一半为银圆（现大洋）支付，另外一半是钞票即兑换券（中国银行发行的“国币”简称为“中票”，当时在市场上贬值，很难兑现；下文将讨论民国初年“中交票”兑换券的贬值问题）。　　所谓“第×项第×目第×节”是在财务上的分类：“第一项第一目第一节”是校务职员薪俸单据，“第一项第一目第二节”是本科和预科教授薪俸单据，“第一项第一目第三节”是讲师和助教的薪俸单据，等等。　　１９１９年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的具体数额　　我从１９１９年９月份北京大学教职员薪俸发放存根（共１４１张）中整理归纳出一大部分教授（约６０人）月薪名录，大致上每人签收的存根有两张。原件散乱不堪，有许多字迹潦草不清。由我细心地逐张核对、一一抄录，然后按照原来的序号，重新整理排列。其中缺少存根第25号、第67—82号以及第91—118号，共缺45张；第40号、49号可以根据上下文补全。得出如下结果——　　第一部分　　（1）胡适280圆，现五中五（下同），（2）陈大齐280圆，（3）朱希祖280圆，（4）杨荫庆280圆，（5）辜汤生（辜鸿铭）280圆，（6）宋春舫280圆，（7）陈汉章280圆，（8）康宝忠（康宝恕代领）280圆，（9）马叙伦280圆，（10）蒋梦麟280圆，（11）陶履恭280圆，（12）刘师培280圆。（整理者按——以上12名为一级教授，月薪皆为280银圆。）　　第二部分　　（13）李景忠260圆，（14）贺之才260圆，（15）周作人240圆，（16）王星拱240圆，（17）钱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