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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艾斯曼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当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略微有些失落。文尼是一个在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他进入任何一所大学，他的母亲都会为他感到骄傲，更让她骄傲的是，在文尼1994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毕业后，他在曼哈顿得到了一个为阿瑟·安德森（ArthurAnderson）这家几年后在安然丑闻中被摧毁的财务公司工作的机会。“从小在皇后区长大，你能够很快发现钱在哪里，”文尼说，“钱就在曼哈顿。”作为一名初级会计师，他在曼哈顿的第一项任务是审计所罗门兄弟公司。他很快就被一家投资银行账簿的高深莫测深深吸引住了。他的会计师同事中，没有谁能够讲清楚交易员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文尼说，“但是令人恐惧的是，我的经理也一无所知。我询问了这些基础的问题，比如，他们为什么要持有这些抵押贷款债券？他们只是在打赌，还是它是某个更大战略的一部分？我想我需要知道这些。如果你无法把这些点连起来，那么要审计一家公司真的很难。”

他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名被分派去审计华尔街大公司的会计师来说，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家公司是在赚钱还是在赔钱。它们是巨大的黑箱，其中暗藏的齿轮永远都在转动。开始审计几个月之后，文尼的经理对他的问题已经非常厌倦。“他无法向我解释清楚。他说，文尼，那不是你的工作。我雇你来是做XYZ的，你就做XYZ，并且闭上你的嘴。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并且说，我现在就滚出这里了。”

文尼开始找另外一份工作。他的一位老校友在奥本海默公司工作，而且赚钱不少。他将文尼的简历交给人力资源部，这份简历到了史蒂夫·艾斯曼的手里，他当时正好在找人帮他分析那些次级抵押贷款发起人所使用的越来越晦涩的账目。“我不擅长计算，”艾斯曼说，“我是用故事来思考的。我需要有人在数字方面帮助我。”文尼听说过艾斯曼很难相处，但是当他们碰面的时候，他非常吃惊，艾斯曼似乎只对他们是否能够相处感兴趣。“他似乎只是在找一只好鸡蛋。”文尼说。当艾斯曼出其不意地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只见过两次面。文尼猜想，他大约要得到一份工作邀请了。但是他们刚开始谈话不久，艾斯曼在另一条线上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且让文尼等着。文尼坐在那里默默地等了15分钟，但是艾斯曼没有再回到线上。

两个月之后，艾斯曼的电话打回来了，问文尼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

艾斯曼对他让文尼等着，而他自己没有再拿起听筒这件事没有任何印象，就像他想不起来为什么他在与那些一流的首席执行官共进午餐的中途去洗手间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一样。文尼很快就自己找到了解释：当艾斯曼接通另外一条线的时候，他得到的消息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的儿子麦克斯，夭折了。瓦莱丽患了感冒，她在睡梦中被一名夜班护士叫醒，护士告诉她，夜班护士在睡梦中压到了婴儿，导致他窒息而死。10天之后，与艾斯曼最亲近的人把这件事描绘为一个改变了他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大事件。“史蒂夫总是认为有天使在他的肩膀上，”瓦莱丽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过什么坏事。他总是受到保护，一直都很安全。在麦克斯的事情之后，他肩膀上的天使出事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从那一刻起，她在她丈夫身上看到了很多变化，有大有小，而且艾斯曼本人也并不否认。“从宇宙发展史的观点来看，麦克斯的死不是什么大事，”艾斯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大事。”

文尼和艾斯曼从来没有谈起过当时发生的事情。文尼所知道的是，他为其工作的那个艾斯曼显然不太像他几个月前遇到的那个艾斯曼。文尼在面试时见过的艾斯曼，按照华尔街分析师的标准，是诚实的。他并不是完全不合作。奥本海默公司在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方面完全可以与大银行比肩。但是，如果艾斯曼这位声音最大的分析师不愿意为他们说好话的话，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到银行的业务。尽管他很喜欢抨击那些不太可能维持下去的企业，他还是同意次级贷款行业是对美国经济的有益补充这样的说法。他对这些次级债发起人中的少数几个进行直率的指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益的。这增加了他对其他公司进行推荐时的可信度。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在艾斯曼的老板看来，艾斯曼现在的做法在经济上是起反作用的，他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作出负面评级的倾向。“看上去他好像嗅到了什么味道，”文尼说，“而他需要我帮助他找出他嗅到的是什么。”艾斯曼想写一份或多或少会震动整个行业的报告，但是他必须比平常更加小心。“你可以旗帜鲜明地站在卖方一边，哪怕错了也没关系，”文尼说，“但如果你的评级是负面的，出错了，你就会被炒鱿鱼。”引发麻烦的弹药几个月之前刚从穆迪公司运来：评级机构现在拥有各种新的关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信息，并且给出了卖出的建议。由于穆迪公司的数据库不允许你检查具体的单笔贷款，它只提供了有关支持单笔抵押贷款债券的贷款池的总体图景：有多少是浮动利率，有多少贷借买入款的房子是房主自住的。最重要的是，有多少是断供的。“这就是数据库，”艾斯曼言简意赅地说，“进入那个房间，在你搞明白它的意思之前不要出门。”文尼有一种感觉，他觉得艾斯曼其实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了。

文尼只能靠自己。“我26岁了，”他说，“而且我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抵押贷款债券是什么东西。”艾斯曼对此同样一无所知——他是个股票市场人士，而且奥本海默公司当时连债券部门都没有。文尼必须自学。当他搞清楚之后，他对艾斯曼已经察觉到的源自次级抵押贷款行业的那种四处弥漫的令人不舒服的味道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公司披露了他们不断增长的收益，但是其他的东西不多。他们没有披露的众多事项中的一个，是他们所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断供率。当艾斯曼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辩称这些都是不相关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贷款全部卖给了那些把它们打包成抵押贷款债券的人，所以这些风险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有的公司都保留有小部分他们发起的贷款，公司可以按照这些贷款未来的预期价值将它们记为利润。会计规则允许他们把贷款视为可收回的，而且不会提前还款。这些假设成了他的末日机器的引擎。

首先吸引文尼目光的，是“预制房屋”行业很高的提前还款率。（“预制房屋听起来要比移动住房好听。”）移动住房与普通住房不同，它们的价值从离开商店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下降了，就像auto。ifeng。

汽车一样。移动住房的购买者不像普通住房的购买者，他们不可能期望在两年之内再融资，把钱拿回来。他们还款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文尼这样问自己。“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看到，提前还款率这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是他们是非自愿的。”“非自愿提前还款”听起来要比“拖欠还款”好听。移动住房购买者的贷款如果出现拖欠还款，他们的移动住房将被收回，而借钱给他们的人将按照贷款的比例得到他们应得的部分。“最终，我看到，在整个次级贷款领域，要么是提前还款，要么就以一个难以想象的比例成为坏账，”文尼说，“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这些贷款池里出现的高比例断供现象。”贷款利率并没有高到足以抵消将这些钱借给美国大众中这一特定群体的风险。这就像是一般的金融规则为应对社会问题而被暂停执行了。一个想法浮上了他的心头：在不涨工资的情况下，怎么能让穷人感觉到富有？答案是：向他们提供廉价的贷款。

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仔细筛选每一个次级抵押贷款的贷款池，然后把情况告诉了艾斯曼。这些次级贷款公司增长非常迅速，使用的会计方法非常复杂，从而掩盖了他们没有真实收益，一切表象都是通过财务做账做出来的这个事实。他们全都具有庞氏骗局的基本特征：为了维持赢利假象，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创造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我确实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我是对的，”文尼说，“但是我找到史蒂夫，对他说，这看起来真的不妙。这就是他需要知道的。我想，他所需要的是调低股票评级的证据。”

艾斯曼撰写的报告抨击了所有的次级贷款发起人，一家接一家，他曝光了数十家企业的欺骗行径。“他们提交给你们的数字与真实数字之间，”他说，“存在着天壤之别。”次级贷款公司根本不欣赏他的这些努力。“他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尼说，“所有的次级贷款公司都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你错了。你的数据错了。他对着他们吼道，是他妈的你们的数据！”艾斯曼的报告之所以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没有给他冒犯的这些公司以合理的警告。他坏了华尔街的规矩。“史蒂夫知道这样的做法会引起转轩然大波，”文尼说，“他想要的就是这种局面。他不希望有人来说服他。如果他事先警告他们，所有这些人都会竭尽所能来说服他。”

“以前我们一直没能评估这些贷款，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数据，”艾斯曼后来说，“我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个行业。我的整个名声都建立在研究这些股票上面。如果我错了，这可能就是史蒂夫·艾斯曼事业的终结。”

艾斯曼在1997年9月发表了他的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经济繁荣的中期。之后不到一年，俄罗斯出现断供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倒闭了。在随后奋力上岸的过程中，早期的次级贷款放款人无法收回资金，很快成批成批地宣布破产。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会计实践中的不道德行为，他们在利润实现之前就记入了收益。按照文尼自己的说法，除了文尼，没有人真正明白他们这些贷款中的猫腻。“发现这个市场上居然有这种无效率的情况存在，真的让我感觉很棒，”他说，“因为如果市场掌控了一切，那么我或许是做错了。看着这些艰深晦涩的东西，你还能说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去费那些精神呢？但是，据我所知，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研究那些即将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中破产的企业。我看到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事情真的很蹊跷。”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真实的金融界

真实的金融界

就是在这一刻，人们首次知道了艾斯曼并不只是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脑海里有一张金融界的图画，这张图画与金融界的自画像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要比后者更接近于真实。几年之后，他辞去工作，进入了对冲基金奇尔顿投资公司（ChiltonInvestment）。他对告诉别人把他们的钱放到哪里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想，如果他自己管理资金，而且按照自己的判断投资的话，他或许还能够维持自己的兴趣。在雇用艾斯曼之后，奇尔顿投资公司也有了新的想法。“说到史蒂夫，”奇尔顿公司的一名同事说，“是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会选股吗？”奇尔顿公司最终认为他不会选股票，因而重新调整了他的工作，让他重拾他的老本行，为那些真正作出投资决策的人提供服务。艾斯曼讨厌这个工作，但他还是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的东西，让他为即将发生的危机作好了准备。他了解了消费贷款市场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

时间到了2002年。在美国，公开上市的次级贷款公司无一幸存。然而，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消费贷款巨人——家庭金融公司（HouseholdFinanceCorporation）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长期以来都是这个领域的领导者。艾斯曼一直认为他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他其实并不了解这家公司。2002年年初，他拿到了家庭金融公司新的住房权益贷款业务的销售文件。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奥尔丁格（BillAldinger）在竞争对手纷纷破产的情况下，仍在大力发展家庭金融公司。正在消化网络泡沫破灭苦果的美国人，似乎应该没有胃口借入新的债务，然而，家庭金融公司的放贷速度却穿前的快。它的一个重要增长来源是第二抵押贷款。文件上提供的是一份15年期的固定利率贷款，但是它被伪装成了30年期的贷款。它将住房拥有人在15年间需要还款的金额假设性分摊到30年间，而且问：如果你原本应该在15年内支付的款项分30年来支付，你的“有效利率”会是多少？这是离奇的不诚实的销售宣传。借款人听到的是“7％的有效利率”，而事实上利率为12。5％。“这是无耻的欺骗，”艾斯曼说，“他们在愚弄他们的客户。”

艾斯曼很快从借款人中找到了投诉者，他们说出了他们身上刚刚发生的事情。艾斯曼寻遍了全国各地的所有小报纸，在华盛顿州的贝林哈姆镇找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史塔克（JohnStark）的记者，他为《贝林哈姆新闻》写稿。在艾斯曼突然找到他之前，史塔克写了一篇关于4个认为自己受到了家庭贷款公司欺骗的当地人的故事，这4个人找了一名代理律师，想起诉这家公司，并且宣布抵押合同无效。“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史塔克说，“我以为又是一个借钱借得太多的人，而且还聘用了一名律师。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在意。”这篇文章一见报，就吸引了很多读者：在贝林哈姆周边的数百人拿起了报纸，发现他们原本以为利率是7％的抵押侍，事实上利率是12。5％。“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史塔克说，“他们愤怒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论艾斯曼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他都把问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工作就成了全力对抗家庭金融公司。他提醒报社的记者们，他动员杂志撰稿人，他对待“推动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很友好，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是头一次出现，一个来自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家伙对一家致力于保障穷人利益的组织表现出类似的兴趣。他多次去拜访华盛顿州总检察长，他满脸狐疑地听说总检察长已经调查了家庭金融公司，但一名州法官禁止他公布调查结果。艾斯曼弄到了调查结果的副本，其内容证实了他的疑虑。“我想对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家伙说，你们为什么不抓人？他会说，他们是家有实力的大公司。如果他们走了，还有谁在华盛顿州推出次级贷款？我说，相信我，将会有一列火车驶进来，满载着赶来放款的人。”

确实，这是一个联邦层面的问题。家庭金融公司在全美范围内都兜售了这些骗人的抵押贷款。然而，联邦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举动。相反，2002年年末，家庭金融公司采用庭外和解的方式处理了一场集诉讼，同意向12个州支付总计4。84亿美元。次年，这个公司把自己以及巨额的次级贷款组合，以15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英国的金融集团——汇丰集团。

艾斯曼被震惊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情况居然可能发生，”他说。这不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