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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制，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

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

他还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们：

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这份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

实际上，这个报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促退”报告，为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继续反冒进的会定了主调。

同一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看法，他说：

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年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地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它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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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冒进（10）

艰难的反冒进，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来欣慰的是，八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央全会，被引入了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轨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事，不要去泼冷水。

面对1957年的计划数字，毛泽东又比较冷静地说：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释清楚，交待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上述两层意思表达清楚后，毛泽东才讲到计划数字的压缩问题。讲完，他提醒与会的人：

“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

毛泽东的这份发言中提到的计划数字，有些与计划草案中的数字稍有出入。在讲话稿印发大会全体人员以前，周恩来于14日帮他对所有数字进行了核对，以免有误。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在这天的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了：“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但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