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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许涤新在市人大放的这一“炮”，后来被一些“懂行”的资本家称作“五反”运动的照明弹。

的确，这颗“照明弹”，是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周恩来让前哨部队放的。在战略的总指挥部——中南海，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有关清除“五毒”的决策，已经做出。

进入1952年，周恩来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财政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

抓住关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形成高潮。

“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策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运动的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

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

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

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三反’从严，‘五反’从宽”。

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5％，因此判罪应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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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8）

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

1952年3月5日，是周恩来54岁生日，这一天，他压根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四条甲款中，对“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作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参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3月12日，经周恩来审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关注。2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及时的指导。

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它是从战役来部署的。

3月15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5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五反”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报告。

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

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

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向老舍详尽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