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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以致后来袁绍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仅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三国时期，士人为图富贵，或背叛朝廷，或弃旧主，犹如脱屐。正如赵翼所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而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由此可见，传统的“君臣大义”与“三纲五常”已荡然无存。

三国时期，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虽然都对历史作出杰出贡献，但后世却有截然不同的评判。前者因忠君“忠”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名垂宇宙，后者却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骂。千百年来，诸葛亮与司马昭几乎成了人们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我认为所谓诸葛“忠”、司马“奸”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极为偏颇，是对古代社会的忠君观念以及皇权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结果。因此，本书就两重君主观的起源、嬗变、特征作一论述与辨析。

金戈铁马定三分：三国军事战略新探

我不太同意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所谓“南北经济均衡”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观点。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还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长江流域的开发并不始于汉代，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不过，我认为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谋”，“人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本章的三篇论文都与“人谋”有关，但又从新的视角探究了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关羽失荆州以及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凉州兵团难成气候的原因。

赤壁之战胜败原因后人多有评说，几成定论。但鲜有从夏口的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的视角上检讨曹操失败之因。夏口“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是荆、扬二州的“心喉”。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夺取江陵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不纳程昱之良谋，没有乘胜追击势单力孤的刘备，占领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致使刘备得到喘息之机，并与孙权联合，大破曹操于赤壁。曹操亦因此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语）。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我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这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赞同，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蜀汉丢失荆州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刘备、关羽、诸葛亮的“人谋”失误，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东汉末年，冀州、兖州、荆州、扬州、益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以董卓为首、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曾一度席卷关洛京畿，对东汉帝国的中枢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董卓、李傕对二京的破坏，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此风一开，影响恶劣，军阀屠城、滥杀无辜的现象层出不穷。凉州兵精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然凉州武将性多疑忌，反复无常，不善“人谋”，其部又“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加之“凉州寡于学术”，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持，故最终导致凉州军事集团的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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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政治文化散论

本章名为三国政治文化散论，既为散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尽管笔者所涉及的内容仅为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解三国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貌。

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盛极一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评人之确、察人之准为世人折服。在曹操尚未入仕前，许劭便评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光如炬，料事如神。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在内的“清议”兴起的重要原因。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人物品评逐渐湮灭，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在史坛和文坛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连。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汝颍与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张角同张鲁、张燕分别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形同而实异，由于各自的出身、立场不同，三个人走的是两条路。以张角为首的广大黄巾军将领，前仆后继，慷慨殉难，显示了崇高的气节。张角不愧是杰出的农民领袖。五斗米师—刘焉部将—东汉郡守—曹操上宾，这是张鲁走的人生道路，他的一生与宗教领袖、割地称雄的诸侯是紧密联系着的。而张燕则经历了山泽群盗—黑山首领—曹魏功臣这样一个过程，游民意识始终支配着他的行动。张鲁与张燕一个是五斗米师，一个是游民首领，他们都以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为资本，先后投降东汉、曹操，拜将封侯，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国时期，我国的航海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向东拓展到日本，向北至朝鲜，向西远达印度洋，还建立了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当时大规模航海次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大，造船业之先进，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和造船史上的辉煌篇章。后人对汉魏时期的航运作诗形容道：“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乃三国航运面貌的真实写照。

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控制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史研究的领域，前人辛勤耕耘，成果颇丰。笔者从事三国史研究有年，既对前贤高山仰止，又觉这一研究的诸多方面仍有商榷之必要，姑且大胆尝试，另辟蹊径。本书旨在为研读三国史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至于是否言之成理，还有待学界与读者的品评。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1）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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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2）

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的刘备？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