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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都应该修正或者取消。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是批评别人，或者批评自己，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错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所以我今天除了检讨以外还有一些说明。

刘少奇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作出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做法，表现乃坦荡的胸襟，也是很有魄力的。而且，刘少奇这一承担责任，自然就把高岗、饶漱石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用心暴露无遗。

所以，毛泽东对这些信号提高了警觉。当他觉得是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时，毛泽东就采取了保护刘少奇、爱护刘少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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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1）

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毛泽东叮嘱刘少奇：“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活动不是没有察觉的。当他意识到这会危及党的团结时，毛泽东采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岗同刘少奇谈话，将问题讲清楚，而高岗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

对此，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刘少奇批评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就在饶漱石借口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攻击安子文时，毛泽东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

而散布名单的人无非就是高岗、饶漱石。

对高岗、饶漱石的联合行动，蛛丝马迹都没有逃过毛泽东锐利的眼睛。毛泽东对他们的行为看得很清楚，说他们虽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在思想、目标和行动上是一致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饶漱石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

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饶漱石的问题，建议将会期延续，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且批评了饶漱石。他还提议党内干部要重温《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

10月22日，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信说：

请将联###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等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多是强调集中力量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核心问题，现在不是搞党内斗争的时候，而是需要全党团结一致的时候。

毛泽东在刘少奇的发言稿上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加写的“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话，实际上是通过刘少奇向与会者传达一个信息：注意当前的任务，不要离开这个任务，包括组织工作。

他在这里加的一段话，是以刘少奇的口吻写的，显然是以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口吻写的。就是说，刘少奇的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是不会有所动摇的。

同样的，毛泽东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也加了一段话：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加写这段话同在刘少奇讲话稿上加写的那段话非常类似。这说明，毛泽东不希望会议离开原来的议题：讨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更不希望会议出现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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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2）

但是，饶漱石只是一味地攻击安子文，以至于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两次找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高岗问题暴露后，饶漱石也为高岗“申冤”。

对此，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显然，毛泽东看穿了高岗这种自作聪明式的“保护”饶漱石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样的平静，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出奇的平静。冬日的阳光也是懒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种刺骨的寒风飕飕地四处乱钻。

这一天，这里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者有20余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

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但高岗却跳了出来反对，主张搞轮流。这一下子，高岗的险恶居心就暴露了。

毛泽东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挖苦高岗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高岗住所）车水马龙。

这一来，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毛泽东一句话，揭了盖子，露出了真实面貌。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刘少奇主持起草了这个决议。这实际上就是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发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处树丛掩映的房舍。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12月29日，根据毛泽东在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提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同日，他致电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邓子恢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后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中央各项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