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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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中的一名。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打蜡木板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用当时*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前有着名导演夏淳、着名演员刁光覃等。“*”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着名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他仅长我一岁，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英年早逝。其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赵兹同窗吾弟雅教，丙子仲秋家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下笔前，左手攥成拳头，按在脑旁拟词，右手则在砚台上润笔的情形。

我小学时喜欢乒乓球，在景山少年宫练习，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从一个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反复练习蹲跳，而且树枝不能掉下来，然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一直到最后可以脱钩跳伞。当我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8）

“*”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的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和家庭有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六十五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当“*”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的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后第一届大学本科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颁发的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

“*”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便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皆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联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式，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业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一条叫板厂的胡同里，我只知其父是《九歌今译》作者文怀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则借着在采访“两会”期间，和这位年近百岁，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许多所谓黑帮子女，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等。

那时尽管生活清苦，际遇险恶，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后期，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9）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列车员过来，声称要没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疑惑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才得以化险为夷。到了云南后，成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在软磨硬泡下，图书仓库的管理员终于答应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不会有反党内容。

在“*”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面。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何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四　　　“黑帮”子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