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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我和小露跟着老李冲到办公室门口，听见屋里的电话一声一声地响。我和老李，望眼欲穿地盯着门上的锁。过了一会儿，电话不响了，老李说冷，回去继续洗澡。

小露拉拉我的衣服说：“走吧，在这儿等着也不管用。”

我跟着她回到房间。坐了一会儿之后，我蹦起来说：“不行！这么着可不行！”

我从小露那里借来发卡，掰成两节儿用来撬锁——我家没装防盗门之前，我就用这方法撬开过自家的大门。

一开始，小露陪着我。后来，老李穿了衣服出来，也在一旁看着。等他们都走了之后，我依然不肯放弃。阿迪回来的时候，我正撬到兴头上，他给我打了一会儿下手，眼见开门无望，也撤了。走的时候嘱咐我说，不要弄坏了人家的锁。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小露来问我，要不要吃阿迪买回来的夜宵，还给我搬了把椅子来，这样我可以一边坐着一边撬。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表现像个偏执狂。

在那个1月份的夜晚，天气寒冷，我坐在楼道里撬锁，绝望之后就停下来，想以前的事，想远在北京的微微；想着想着心有不甘，愤怒地踹一脚门，然后再次掰开发卡，捅到锁眼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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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撬一会儿停一会儿，弄坏了小露所有的发卡。在我撬锁的过程中，电话响过两次，时间分别是9点和10点半。

那是个难眠的夜晚。躺在床上，小露和我聊天聊到深夜，聊得最多是关于我和微微的。后来她翻了个身，就睡着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自己睡着了，可是睁开眼睛一看，眼前的一切历历在目，头脑清醒得可以做数学题。

我仰面躺着，盯着陌生的天花板。

我想起一些往事，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犹如忽然而至的洪水无以阻挡。我想起高一那年，我开始为自己写作的夜晚，那晚我用圆珠笔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我想起小时候的穆丹；想起初中一年级时，那些思念她的夜晚；我想起微微；想起此时此刻，她正躺在那张粉色的小床上，呼吸均匀舒缓地熟睡；我想起微微的身体，温暖柔软——想到微微，我就直了。我记得她在我身上留下的感觉，半路上我还想了一会儿躺在旁边的小露。

完事之后，我悄悄爬起来，跑到厕所洗干净。后来，我回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月光，闭上眼，立刻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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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我们醒得很早。阿迪给老张打了电话，说老张大概8点钟能到。

我们吃了早饭，坐在房间里等，老李说，他现在最想干的事，不是接电话，而是走进那个神秘的房间，在里面坐一坐四处瞧瞧——最主要的是，看看那个该死的电话“到底长什么操性，放在哪个鸡芭地方”——这是他的原话。（“操性”这个词，乃北京土语，此处可以理解为“模样”的下流说法——齐天注）

老张快9点才到，我们都急得抓耳挠腮，可是又不好说什么。办公室的门开了之后，我们进去参观了一圈。那里和其他办公室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巴西木，电脑桌，布艺沙发，红木书桌和书柜。

电话放在办公桌旁边的茶几上。我坐进沙发里，拿起电话听一听忙音，然后再挂下，感到幸福无比。

我们参观了办公室之后，阿迪主张回房间去打牌，我不干，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要守着电话，谁也别想把我从电话跟前拽走。阿迪对我的表现表示愤怒，他认为我这种行为的潜台词是：我坚信那些电话是打给我的——至少有一个是打给我的。

阿迪大概对我这种自信十分反感。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三个当中真的有人得到这个奖，那么其中可能性最小的就是我，因为只有我一个是学理科的。

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忘记了，反正结果是，阿迪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就算招也招不到你头上。”——然后就拉上老李回房间去了。

我心情恶劣地坐在电话跟前，目光迷离，如痴似颠。小露大概很担心我，在电话来到之前的时间里，她一直陪伴着我，真谢谢她。

在等电话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小露也不说。她坐在旁边看我带来的那本《我的精神家园》，有时候也站起来四处走走。第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她正站在窗户前看风景。

事实上，电话铃响了不到一秒就被我一把抓起，我问对方找谁？说完看了一眼小露，这时候小露也正看着我。我以为对方的回答将决定我的一生，结果对面那个人唧唧喳喳说了一堆上海话，我告诉她我只会说普通话，那个人就用上海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我找老张。

这时候老李也冲进来，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我告诉他是找老张的，老李犹豫了一会儿，就转身出去叫老张了。

小露扑哧一声笑了，我也苦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十分丢人。我不断地告戒自己，如果电话再来，我一定要慢慢地拿起话筒，语调和缓地说话，决不能再如此失态了。

可恨的是，当电话再次响起，我依然在第一时间抓起了电话。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问对方找谁？那边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齐天同学是住这里么？”

——至此，我听到扑通一声，那是心脏从嗓子眼落回胸腔的声响。

挂下电话之后，我站起来，没有说话。小露高兴地看着我，说太好了，齐天！

我抱住小露，吻了她，我们都高兴极了。我回屋去拿了书包和衣服，和老李、阿迪握手告别。小露送我上电梯，我问小露要不要陪我去？小露摇头说，她要陪陪阿迪他们。

我下楼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青松城酒店——所有评委和招生办的头头们都住在那里。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当时的心情。如果让我回忆的话，我肯定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好得无以复加。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和我聊天，给我讲如何区分哪些是上海人，而哪些不是。我感觉如坠五里云雾当中，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令人不敢死心塌地确定。你知道，最大的幸福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之后的幸福；可以说，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的，而强烈的反差令人难以适应。

到了青松城酒店，坐电梯上到21层。我见到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他和我握手，给我倒水，接过我的大衣放在床上，问我要不要吃根香蕉？——这一切令我受宠若惊——要知道，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被学校里的家伙当作烂在地上的苹果踩来踩去，我这样的家伙在全国数以千万计；而对方是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是那种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必须拔掉家中电话，或者躲到外地才能防止家门被挤破的家伙。

后来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来了，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同样的握手、问寒问暖。我给他们讲昨天晚上接不到电话的故事，她表示同情，还告诉我她也有个女儿，去年不顾父母反对，考到建筑系去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谁也不说比赛的事，我觉得他们好象在等谁，可是又不好意思问。这个房间的地毯厚极了，可以把整个脚陷进去，还有落地大窗，可以看见黄浦江。我当时觉得，当大学老师真是太爽了，可以住这么好的房间。（现在我知道，大学老师只有出差时比较爽，平时的生活还是很清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