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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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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自孝见忠，闻叛不疑（2）

齐威王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因而能闻叛不疑，信任如初。他对章子判断结论的正确性得到了事实的证明，从而表明了他对章子两种考察方法的可靠性。在两种方法中，即使忠孝一体的伦理意识超出一定时代而不复存在，齐威王以人格齐一和谐规律为前提的识人方法还会仍然适用。

颜斶：争尊王庭，乐居山乡（1）

颜斶是战国时齐国的名士。《战国策？齐四》载，齐宣王见到颜斶，对他说：“斶，前面来！”颜斶对宣王说：“王，前面来！”宣王很不高兴。宣王身边侍臣说：“王，是做君主的；斶，是做人臣的。王说让你前来，你反要让王前来，这怎么行呢？”颜斶回答说：“我颜斶向前是倾慕权势，而大王向前是礼贤下士，与其使我倾慕权势，不如使大王礼贤下士。”

宣王气得变了脸色，问：“是王高贵，还是士高贵？”颜斶回答：“士高贵，王不高贵！”宣王问：“你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颜斶回答：“有根据的！过去秦国攻齐，曾下令说：‘有敢去柳下季（即春秋鲁大夫柳展禽，谥惠。与周初伯夷并称夷惠。受后世尊崇的清高廉洁之士）坟墓五十步以内打柴的，杀无赦！’同时又下令说：‘有能得齐王之头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此看来，活着的王头，还不如死士的坟墓。”

宣王听了，默然不语，但仍不高兴。颜斶于是讲了一番尧、舜、禹、汤及周文王推举贤士的事迹，论证了“贱为贵本”的道理。宣王终于被说服了，他感叹道：“哎呀！我到今天才听到了一席君子之言。希望您能接受我为弟子。以后您颜先生与我在一起，食必太牢（指享受天子诸侯的食物待遇），出必乘车，妻子儿女都穿华贵的衣裳。”颜斶辞谢说：“玉生于山中，受琢制就会毁坏，并非它不再宝贵，然而它不是完整的璞玉了。士生于山乡鄙野，受推举则有厚禄，并非算不上尊贵，然而他的形体和精神不再和谐完整了。我希望能回到自己家中，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诚正以自娱。大王的职责是发布命令，我的职责是尽忠直言。希望能就此告归。”于是颜斶步行回到家中，他归真反璞，终身未仕。

宣王初见颜斶，充满着君王的优越感，他呼颜斶向前，后又忿然质问王和士谁更高贵的问题，俨然君王的高贵自不待言。颜斶在这位自矜自贵的君王面前毫不让步，他既要保持士人的自尊，又要让对方承认士人的高贵。为此他与对方连续进行了三个回合的论辩。第一个回合，他针锋相对地呼宣王向前，并有意把君王的向前抬举为明君必具的礼贤下士，而把自己的向前故意贬低为人所厌恶的趋炎附势，为自己拒绝宣王的传呼和使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同时找到了极为得体的托辞。自然，无论是谁向前，其动作本身绝无个人品格的含义，但这种动作所体现出的个人形体的趋附，却被颜斶巧妙地加以夸大，提升到个人品格的意义上去发挥。颜斶发挥出一种巧妙的托辞，说服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不仅是要在他和宣王之间确立一种由对方行为动作认可的主从关系，折煞对方的威风，而且是要借这一发挥向对方显示士人的聪敏智慧，折服对方的心灵。果然，宣王一股威风扫地的恼火，他怒形于色，却难以反驳。

在第二个回合，宣王难抑恼怒，一开始就抬出了他心中王高贵于士的铁一般的定则。他貌似客气地提出了王和士谁更高贵的问题，既是要以铁则压迫颜斶，逼他放弃士人的自尊，同时又想让颜斶自己揭开君王高贵的铁则，在客气中使颜斶落入更大的难堪。颜斶自然明白宣王的心底，他跳出对方设置的圈套，按自己的思路坦直回答，在王宫中做出了“士人高贵，王者不贵”的惊人之语，解释此语时，他故意选出秦王奖惩士兵的两个命令作对照，以此说明活着的王头，赶不上死士的坟墓。其实，秦王对士兵奖惩的分量并不反映齐王与柳下惠本身的价值，颜斶对此并非不知，但他要借此说明士人的高贵，同时还想故意借此不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作个糊涂论证，有意愚弄宣王及其侍臣，进一步显示士人的机敏雄辩。宣王心中不悦，但默然不语，也许他虽然觉得颜斶所说的事情难以成为理由，但却拙于反驳，已经开始感到了自己才智的短缺。

在第三个回合，颜斶面对齐王及其侍臣对他上述论证的不悦和反驳，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诸家学说的精通，左右逢源，从更高的层次上论证了“贱为贵本”的道理。我们无意对这一论证过程作过多的欣赏，但却可以确信，颜斶是从宣王有所耳闻的先圣事迹中得出了对方未曾耳闻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道家思想相合，它是古代许多士人，包括颜斶在内所以远避朝政、甘居鄙野而能心安理得的思想支柱，却使宣王看到了世间一片新的精神世界，使他顿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无法抗拒士人颜斶论证魅力及其论证思想的诱惑，终于偃旗息鼓，放弃论辩，并且以极高的生活待遇吸引挽留颜斶，自愿要当颜斶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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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斶：争尊王庭，乐居山乡（2）

颜斶为了维护士人的自尊不得不论辩于王宫，无意间得到了宣王送来的与诸侯等同的生活待遇，这是时人梦寐以求、趋之不得的，然而颜斶并没有接受，他认为，享受君王给予的某种生活待遇固然也是个人的尊贵，但却要为这种尊贵付出精神自由的代价，会使自己在人格上变得思想和行为不相和谐、形神不全，失去士人守璞存真的本性。他以璞受琢则失真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外人不易理解的道理，提出了辞归的要求，并且描绘了自己在山乡“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的无限的生活乐趣。

事实上，颜斶在这里是以自己的坦直论辩被宣王看中的，他所以敢对君王直言相抗，杀削王威，就是因为他的山乡生活不受君王的支持和恩赐，从而不受君王的制约，这种独立的个人生活保证了他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但如果他接受了君王的恩赐，过上了王宫的生活，那他势必失去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其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就会受到君王权威的限制，对君王的直言相抗、坦直论辩就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失去了被君王看中和赏识的根据。颜斶深深地了解这一点，他拒绝君王承诺提供的优厚待遇，并非不愿意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不愿意为此付出自由和自尊的代价，丧失自己和谐完备的人格。同时，在颜斶的心目中，人生的乐趣多半在于自己的精神感受，山乡的物质生活固然艰苦，但这种生活隔绝了外界的倾轧和喧闹，以大自然的寥廓和质朴，培养出了人们清心寡欲的淡泊之性和形神完备的自由人格，“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成了他们对艰苦生活的自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比荣华富贵生活中的形神不全要有益得多。

颜斶和宣王的论辩，体现着士人和君王优越性的比较，这种比较从人生价值的尊贵和个人生活的优劣两方面展开。颜斶以自己的丰富知识和论辩才能充分论证了士人价值的尊贵，终使宣王信服，但他却难以否认宫廷物质生活的优越，转而从个人精神感受的方面说明士人山乡生活的无限情趣，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颜斶对宫廷生活的拒绝及其说明是有深刻道理的，它揭示了士人的真实价值之所在，指出了优厚俸禄对士人自我真实价值的伤害，并以自己超世脱俗的行为向人们表明了保持自我价值的方式，表明了人生自由的珍贵。

淳于髡：空笼献鹄，倍显忠信

《史记？滑稽列传》讲述了淳于髡以空笼向楚王献鹄，反得楚王称赞的事情：齐王派淳于髡去向楚王献鹄（即天鹅），出了齐国城门，鹄冲出笼子飞走了，淳于髡很为难，最后他想了一套说辞，揭开笼盖，提着空笼去见楚王。淳于髡对楚王说：“齐王派我来给大王献鹄，过江的时候，我不忍心让鹄受渴，揭开笼盖放它出来喝水，谁想它却飞跑了。我想以剑刺腹、自杀而死，却怕人讥笑，说大王因为一只鸟就让士人自杀。鹄鸟这类长毛之物到处都有，我想买一只来代替，但这样换掉了齐王的所赠之物，是欺骗人的不诚实行为。我想逃奔到其他国家，又不忍心让两位君王的信使不通，所以冒昧地前来向大王叩头请罪，接受处罚。”楚王听罢，连声称赞说：“好！齐国竟有这样的忠诚贤士！”他赏赐给淳于髡双倍于鹄价的钱财。

淳于髡受命出使，途中失鹄，以空空两手难见楚王，且定然误了使命；空笼回国又有负命之罪，难免处罚。思考再三，他索性带上一套辩辞去见楚王。淳于髡的辩辞围绕鹄飞和人来两个现象，对其原因作了极富韬略的解释。他抓住君王喜爱忠信之臣的特点，在解释中从四方面尽力把自己衬托成难得的忠臣信士：第一，鹄鸟飞走了，那是由于自己“不忍鹄之渴”，——我以诚信之心待鹄，鹄有负于我，我无负于鹄；第二，失鹄负君命而不自杀，并不是怕死，而是“恐人议吾王”，——忠臣不怕死，只怕因为自己之死给君王造成不良影响；第三，失鹄鸟之礼而不另购，不是难以购到，而是考虑到私买顶替之物，“是不信而欺吾王也”，——廉士不怕破费，只怕忠信不立；第四，前后为难而不逃奔他国，并不是无处可逃，而是要实现两国君王的通使之任。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淳于髡向楚王暗示了他有几种解脱过失的办法，只是几种办法有违忠信的要求，他不屑采取。他虽然丢失了鹄鸟，空着手来，但他是一个彻底的忠信之士。楚王听罢淳于髡的解释，被这种少有的忠信精神所感动，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给了他很厚的赏赐。

薛公：献王美珥，窥探隐情

珥，是女子一种珍贵的珠玉耳饰。《战国策？齐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薛公田婴为齐相时，齐王夫人死了，当时有十个姬妾都受到齐王的宠爱，薛公想劝齐王将其中的一人立为夫人，但他又怕自己所推举的人不中王意，于是他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而把其中一个做得特别精美，然后把它们献给了齐王。齐王将十个耳饰分授给十个姬妾。第二天薛公陪坐时，把戴着那只精美耳饰的姬妾荐给齐王，劝齐王立她为夫人。《战国策？楚四》也记载了楚国王后死，大臣昭鱼以美珥计窥察君心，“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的事情。

齐王要在十个姬妾中选择一个继立为夫人，他在做出选择前会征求相国的意见，然而齐王选择夫人，终归会以个人的宠爱程度为标准，相国的意见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相国的意见如果正好能和君王的选择意向相吻合，他就不仅能够博得君王的欢心，而且会得到新王后的感激；如果相国的意见不合君王之意，非但新立的王后会憎恶他，同时也扫了君王之兴。由于这一关系，薛公想要把齐王最为宠爱的姬妾作一推荐，但齐王最爱哪个姬妾，这是他内心的秘密，他不会轻易告人。为了窥测齐王这一内心的秘密，薛公使用了美珥之计。

薛公制作了十个玉珥。玉珥是女人的专有装饰品，齐王不会留作他用，肯定会分发姬妾，且玉珥的数目正好与齐王姬妾的数目相合，不会使齐王产生分发不匀的顾虑。然而，十个玉珥中有一个更为精美，齐王在分发玉珥时，出于内心的偏爱，必然会把最精美的那只特意留送给自己最为宠爱的姬妾。让自己最爱的人得到最好的礼物，这是人性中感情平衡的内在要求。齐王绝不愿向人们披露他最爱哪个姬妾这一个人隐秘，但却通过分发玉珥，无意间将这一隐秘泄漏了出去，使薛公获得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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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鸡鸣狗盗，诱生错觉

战国时秦昭王邀齐国孟尝君田文来秦国，后听信谗言将其拘囚，准备杀害。《史记？孟尝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三》记载了田文门客为使主人解脱厄难而采用的鸡鸣狗盗之策，这两条计策可以说已是人所周知。

为求昭王的一位爱妃帮忙相助，田文一行需要把已送给昭王的白狐裘从藏库中盗出，再次使用这一礼物，为此使用了狗盗之策。狗盗计的要害是借狗隐身，同时又借吠淆乱作盗声音，以迷惑守仓之人。

田文一行逃至函谷关时正是半夜时分，关吏不闻鸡鸣不开门，门客于是采用了鸡鸣之计。鸡鸣计是利用了群鸡随唱的动物本性，巧仿鸡声，以虚假的鸡鸣倡引真鸡鸣叫，造成“群鸡报晓”的气氛，促使关吏提前开关放行。

狗盗鸡鸣计的实施都是以夜色作掩护的。狗盗计的特点在于隐真；鸡鸣计的特点在于造假。通过隐真和造假，施计人要向不同对象制造视觉和听觉上的错觉，使对方依据错觉对事情的真相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利自己行事。鸡鸣计的更为复杂之处在于，施计人以假鸣既造成关吏的错觉，又向关上群鸡造成错觉，并以关上群鸡的错觉加重关吏的错觉，以此引起关吏的时间错觉。

人们关于某一事物的思想和判断，终归是以相应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为基础而形成的，从感觉到思想判断的形成，中间有许多复杂环节为诱导受计人对事物做出错误判断，人们常常在感觉之后的中间环节上做文章，这属于一种高智谋的活动。鸡鸣狗盗的实施人没有进行高智谋活动的能力，为营救主人，转而在受计人的感觉获得之前做文章，诱导对方形成错误的感觉，同样达到了使受计人形成错误判断的目的。因为他们从事的主要是高智谋之外的技能性活动，因而常被人们看作雕虫小技而予蔑视，但事实上，这类技能性计谋活动有着高智谋活动难以代替的优点，常能实现后者不能实现的目标。对这类技能性活动的看轻和蔑视，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唯理性”片面思想观念的一次无意识泄漏和暴露。

鸡鸣狗盗属于技能性的活动，它向人们展现的是计谋活动的另一个特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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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1）

燕国大将乐毅率大军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并将齐人最后掌握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县西南）等两城包围，连年采取怀柔示恩的政策，必欲将齐国最后的堡垒攻夺。《史记？田单列传》、《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了齐将田单在即墨城以少胜多、击败燕军的诸多奇计：第一，反间燕人，诱敌易帅。乘燕国新王方立之时，田单使人去燕国宣扬说：乐毅“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西南而王齐”；燕王信以为然，使骑劫去前线代乐毅为帅。第二，寻奉“神师”，诈言神助。田单让城中人吃饭前在庭院中祭祀祖先，许多飞鸟下来啄食，燕人觉得惊异，田单让人乘机宣扬说：“天神下来帮助我们。”不久又找来一名士卒，将其装扮成“神师”，每次发令，总要秉告这位“神师”，以示得到神灵许可。第三，诱敌施暴，借敌激士。田单使人宣扬说：“齐人最怕燕军将俘虏施以劓刑。”燕军听到后，果然滥施劓刑。不久，田单又派人出城散布说：“即墨人最怕燕军挖掘城外祖坟，凌辱祖先。”燕军听说，遂即在城外掘墓焚尸。城中人先是非常惊恐，大家相戒坚守，生怕被俘；继而非常愤怒，情愿与燕军决一死战。第四，伏精示弱，假降诈敌。田单让城中精锐士卒隐藏起来，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