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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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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朞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比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即大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我们知道，满语是借助蒙文而造出的。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愤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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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2）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劳烦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共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和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以及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公元1603年（大明万历三十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同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清帝甲弓”。）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们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伏案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3）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公元1612年，是为大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们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们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们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因为皇太极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打下了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的《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仅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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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4）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到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到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大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公元1639年，即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情，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的话，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们，就是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