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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不错，生活的表面就是这个样子，假如热列兹诺夫不在我身边，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普罗宁就在附近，假如我不清楚我的地位的不稳定和动摇性，我就会自以为是上个世纪一位作者笔下的某种庸俗小说中的人物了。

这一年来，我和热列兹诺夫处得极其亲密，我们两人只差一岁，我们两人道去的生活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他是彼得堡一个工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反对尤登尼奇的战斗中牺牲了。维克多尔·热列兹诺夫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普罗宁。普罗宁在他父亲死后就担负了自愿经常帮助这个孩子的义务。维克多尔读了书，学了很多的东西——普罗宁在这方面对他是相当严厉的。维克多尔受过教育以后，因为对他的保护人很有感情，就到国家保安机关工作去了，因而在他青年的早期以及其后的年代里，普罗宁在一切方面都成了他学习的榜样。

我对普罗宁到里加的来历很感兴趣，子是热列兹诺夫就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虽说不十分详细。

指挥部决定派普罗宁到希特勒匪徒后方去，他就自己拟定了投敌计划。

他是用加什凯这个姓到部队去的。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知道的人只有团长、团政委和他所在的那个连的连长。普罗宁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有一天，弹片打死了团参谋长，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当时那几天也正计划将我军的一批部队调动到新的阵地，所以普罗宁就弄到了一些两天以后就过时的命令，他也记熟了一些部队的配备——而这种配备情况过两天就需改变——于是，他就准备动身了。

军侦察科科长给这个“叛徒”来送行。

为了防备德国人在我们这方面派有谍报员，为了更好地伪装，我方就散布了谣言，说加什凯钻进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机密文件。

等到敌我双方互射停止，暂时平静下来以后，侦察科长和普罗宁就到了连队阵地的前沿。

他们藏在金银树的树丛后面。普罗宁用眼睛最后又量了量他要跑的那段距离，就同送他的人握了握手—一他通过他同自己为之冒险的伟大祖国告别——他刚从树丛后往外迈了一步，就在这一刹那，德国人又开枪射击了。

不，这不是向投敌者开的枪！他们这时还没有看到他，可是，普罗宁却被打中了一枪。

他摇晃了一下就向金银树的树枝靠去，其实那些树枝是根本支持不住什么的。

“您受伤了吗？”侦察科长惊惶地喊道——其实事情是十分明显的。

“好象是……”普罗宁说，“好象是在锁骨下面……”

“唔，既然如此，那就住院去吧。”侦察科长提议说：“这次行动只得取消了。”

“绝对不能！”普罗宁反驳说，“还应当去。

“那末伤口怎么办呢？”侦察科长问道。

“也许它会成为一份最好的介绍材料呢。”

他皱了一下眉头，推开了结着深红色金银果的树枝，往前一冲，就向敌方跑去。

我方自然是要向投敌者开枪了。普罗宁冒的险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敌方或我方都可能有实弹击中他。

德国人立刻明白向他们那里跑去的是个什么人，于是就停止了射击。

以后的一切就部清楚了。普罗宁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他跑到德国人阵地的紧跟前倒下了。他流血过多，筋疲力尽，但是，由于到底跑到了“自己人”这里，因而感到十分幸福……

普罗宁满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在医院里的表现就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在这一冬天里，我同普罗宁本人只见过一次，而且，如果不是爱丁格尔使我陷进了所谓无可奈何的境地，那么，就是这一次恐怕也见不到。

爱丁格尔变得越来越固执了，他常常要求我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说明我确实是在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对我的指望很大，因此待我也有些宽厚。但是归根到底我必须交出我的间谍网和我的通讯工具，只有交出这些东西才算我对叫做“德意志帝国”的商号做出了贡献。

果然不出所料，爱丁格尔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最亲爱的布莱克，您无视我们对您的宽厚。”有一次他请我去了，对我说，“但是，我们可不打算再等下去了。我们懂得，为了使您的间谍组织执行新的任务，应当做好准备工作，重要的间谍不能象皮球那样，从这个人的手传到那个人的手，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把您同伦敦的联系放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希望您把电台交给我们。在星期三，或者就在星期四吧，您要拿出这种证明您同我们合作的证据来，否则我只得把您转送到柏林……”

晚上，我把爱丁格尔的这项要求对热列兹诺夫讲了。

“长官先生这一次大概一定要纠缠你了。”维克多尔说，“我报告给上级，想个办法。”

第二天，维克多尔转告我，说普罗宁要同我见面，并且约定会面的地点在“斯普林吉特”电影院。

我在指定的那一天去看最后一场电影，每天这个时间观众很少，因为十点以后在城里通行需要特别的通行证：我买了一张票，是第二十排，座位在右面。座位在哪一排哪一面，都在事前通知我了。大厅里漆黑，最后一场已经开演了；过了二十多分有一个人坐到了我的身旁。

“晚安。”普罗宁悄声说道，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唔，发生了什么事情？爱丁格尔跟您又要什么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