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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其实我神经没那么坚强，如果只为了数落上述事情，我没力气写这篇文字。我动笔，是因为我读到了记者云杉的《追我魂魄》。这是给人力量的文字，就像尼采当初傲然宣告《看，这个人》，云杉也指向山麓云端，对我们说：“看，这些人！”

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的惨痛战事，我以往并不深知，这种荒疏幸得弥补。一切细节，看云杉的笔触吧，我想说的，是我的触动和感念，面对六十三年前的往事。

那是1942年，正是前文引述的傅雷译出《贝多芬传》的时候。云天隔绝，两种气概在视野之外是可以会聚的吧，虽然，彼时彼刻，他们都要孤军奋战，都要担承各自的天命与国运。

余世存的《非常道》一书中，记录下抗战期间一个记者对一位无名军人的访谈。

问：“胜利后你想做什么？”

军人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大概所有军人都会死的。”

而《追我魂魄》里写到总部突围的最后时刻，我记得两段与李营长有关的对话。

一段记的是位青年归侨，“清瘦的、有着大黑眼睛的少年”：“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

他奋力的拉着驮着机器的骡子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替我打。”

一段记的是当天下午就牺牲于敌机轰炸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

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最后的集体跳崖，在我心中是什么景象？

那么多戴眼镜的记者，那么多远道投奔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学生，还有互相搀扶的伤员，牵着骡马的战士……有枪的，留下来做最后的阻击，没枪的，就这样一一跃下。

用我心目中最高贵的比喻，就是“周天星辰缓缓滑落”。

这景象的沉痛与庄严，应该是天壤之间时时返照的光亮吧？

但是，如果后世的子孙不能仰面体察，这光亮几乎为黑暗与遗忘共噬。

我想，将来会有人感激现在的一些作者吧，那些还在考察标记着殉道之途的作者。他们身处多少口不应心的应景创作之中，却还是要铭刻自己的大震撼，真感悟。他们是主旋律里的隐隐心跳，遥遥鼓声。革命历史题材被磨损成什么样子，他们也写的是真革命，祭的是真历史。

云杉，就是这样的人。

我慑服于她笔下的民间文艺工作者铜寿，对歌曲《清水河》的诠释——

一些旧闻，一缕魂魄（3）

铜寿沉吟了一会儿说，从歌词看，这首歌是怀念母亲和家乡的，用清水河来比喻母亲，也很贴切。不过我倾向第二种可能，怎么说呢，叫寄喻性吧。

什么是寄喻性？我问。

“他的家乡可能是山区，没有水，或者土地贫瘠，人们向往河畔肥腴的土地，清水河成了幸福生活的象征，那么，风雨中的家，永远存在的母亲，长久守望的姑娘，就是人生中的清水河。”

无大爱，何以言割舍？无割舍，何以成烈士？

说到这里，想起台湾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里有个喜欢混世界的青年，名叫哈尼，哈尼曾经这样说过：“我在台南的时候，叫他们把书铺里最厚的小说租来给我看。原来从前的人，真的和我们是没有两样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包，人家都以为他吃错药……后来满城的人都逃了，好像到处还都起着火，只有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俚语：警察）抓到……《战争与和平》。别的武侠书都忘掉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不在乎哪里是莫斯科，不关心谁是列夫·托尔斯泰，连拿破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就是远方城市里一个混得好吃得开的帮派老大。所以彼埃尔（台湾译为包埃尔）刺杀拿破仑未遂的原因，注定要被误解成被警察干预而不是被法军士兵拘禁。但是，多少无知和误读都不要紧，最重要的原则就在哈尼心中，那就是一个人该去单挑自己要反抗的团伙，不管多么众寡不敌，也不管世道多坏，别人躲出多远。舍生取义的孟子当然不在哈尼的知识范围，可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襟怀，并没有在六十年代的台北失传。

《追我魂魄》在网络上被青年人追捧，摘引，应该是同样的缘故吧。文化和知识可能换代更新，英雄气概却将流淌在每一代人的血脉中。读过《追我魂魄》的青年人少年郎，还会去买庵野秀明的动漫，下载反町隆史的日剧，发帖子赞颂日本战国大名或者幕末维新志士的事迹，但是，我想他们再不会轻易贬损自己的家国，他们毕竟已经得知1942年的那一幕。

如果《追我魂魄》能改编成一部电影，我希望是一个简洁坚忍的作品，无须渲染，只要白描。白描也是可以让观众看到血色的。重要的是，改编者是否还能感受到烈士的心跳，是否还能分辨出牺牲的血温？改编者是否怀着虔敬之心，想要更深切的理解那些早早捐躯的前辈？他们是不是想要用和平年代里养成的生活态度，来开导他们，教训他们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也许一切应该始于旧书摊上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你觉得有句诗虽然朴拙拗口，可是你忘不掉；也许一切应该始于一处冷寂的烈士陵园，你走风景逛名胜的时候顺便走近，却发现墓碑上的照片太年轻，像是你的弟弟妹妹……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应该是那些生命的存在，然后才能关注到那些生命的消逝，然后我们会推究起那些生命消逝的原因，会理解这种牺牲的意义。

至于我自己，我只能好好琢磨一件事情：

回到那一年那一刻，站在崖边，我当如何？

这个问题不新鲜，不刺激，但是想诚实的回答，也不很容易。

我想起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那里的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名字叫索比埃，面对纳粹的酷刑，他说他愿意投降，招供，只要给他一杯酒。结果，趁着对方的疏忽，他爬上了窗台。他告诉人家，自己是个胆小鬼，如果真遭受拷打，他自己都怀疑自己可能屈服，但现在他把握住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不必做胆小鬼了。

是的，他赢了。他从楼上跳了下去。

我尊敬这个人。他不是个坚强刚毅的人，却节省下最后这一点勇气，像节省下最后一颗子弹，成全了自己。

这样的选择，应该可以作为一个不太好高骛远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