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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郭德纲陷入了茫然,他决定要离开天津。可是去哪?最后的结论还是北京。
这是郭德纲第三次进京,这个决定,郭德纲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做出的:“当时,我自己想,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到了北京我能养活我自个儿,我饿不死。我有这个自信。我也仔细分析过80年代、90年代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笑星、腕儿,我挨个看——这个这点不如我,这个这点儿我比他强……挨个儿分析了一遍之后,我说,成,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我要去的话,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回来之后,这辈子我不冤。我如果不去的话,在天津找个工作,一个月挣这么一千块钱、八百块钱,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等到我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那时候,我孙子得问我:你早干嘛去了?——这是支撑我的一大信念,不成我也得去试试。”
郭德纲这次进北京是1995年的秋天,他把自己的藏书、资料、桌子等等物品都寄存在一个朋友处,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城。他在青塔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为的是那儿离地铁近一点,交通方便。房间总共也就大约###平米,里边除了一个床铺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一段时间里,郭德纲写任何东西都得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在床边上写。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自称是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光明。他通过这个人认识了几个影视公司,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接触混迹在中国电视剧界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同时,丰台区蒲黄榆附近有一个文化站办一个小评戏团,招演员唱评戏,郭德纲去了。去的时候说好一个月给一千块钱,可是连着唱了两个月,剧团老板一分钱没给。
人越没钱,越容易饿,特别能吃。可是,吃什么呢?郭德纲自个儿买一捆大葱回来,买了点酱,回家后在锅里放水,直接下面,再放酱进去,煮出一锅糨子一样的东西来,天天拿葱蘸那锅糨子吃。
此时郭德纲住在大兴的黄村,每天蹬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黄村去蒲黄榆唱戏。后来,那辆破自行车也坏了,只好开始坐公车。坐公车前,他先认真地算计应该怎样倒车,才能省下五毛钱、一块钱……结果有一天散了夜戏,赶到苜蓿园汽车站,回大兴的末班车已经走了,又没钱打车,只好走回去。那天晚上郭德纲从南二环的蒲黄榆走到了大兴的黄村,走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年之后,郭德纲说起这段经历来还是唏嘘不已:“走到新发地菜市场时,看见一个卖包子的。我摸摸身上,还有两块钱。我心想,这是体力活儿,得吃饱了——两块钱就都买了包子。吃完了,接着走。玉泉营那儿难走,当时正修桥,挖的大坑,当时手上还带了块表,我拦了一辆车,问‘师傅,您给我送到地儿我把表给你行么?’人家没理我就走了。走到西红门的时候,哎呀,那个黑啊,桥底下也黑。当时的大桥光走车不走人。还不能往下边走——都是大车,万一把你撞死呢?只能扶着栏杆在边上走,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就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自己念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当时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日后我吹嘘的资本啊。咬着牙就到家了。快到家的时候反倒觉得身轻如燕了,一点都不累!我心里想啊,轻功可能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可回家一看,脚上都是泡。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熬一锅糨子,吃了,还得去唱戏去……”
戏唱了两个半月,老板终于给了郭德纲一个月的钱,一千块。发钱是因为这老板马上要带一批演员去赤峰演出,好多演员都不愿意跟他去,他认准了得叫上郭德纲,因为郭德纲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老生、小生、大小花脸、彩旦他都行。一千块钱交到郭德纲手上,这老板跟郭德纲说好什么时候在哪里集合出发,郭德纲笑着答应下来,拿着这一千块钱便扬长而去,再也没去找过这个老板。后来听说,去赤峰的演出险象环生,那老板和跟去的一帮演员差点没死在那……
郭德纲那几年中所经历的困苦还不止这些。他住在大兴黄村时,曾有一次发烧,浑身难受,好几天没吃饭,可是又身无分文。最后他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从天津来北京时带过来的呼机,强挣扎着走出家门,十块钱卖给了街边收旧呼机的小贩。用这十块钱买了一盒消炎药、两个馒头。吃完了馒头,吃了药,郭德纲想:行,我这就算是又活过来了……后来,因为通县的房租便宜,他搬到了那里,可还是有交不起房租的可能:“一到交房钱的时候可要了亲命了,不敢出去。房主在外头砸门,又骂又卷,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只能等半夜,没人了,这才偷着出去——还不敢走大门,这房子是看大门那人介绍租给我的,得翻墙头出去。”
2005年10月6日凌晨,郭德纲在北京相声大会的论坛上贴出了一篇题为“我的话”的帖子,又提到了当年那段窘困的日子——
“夜难入寐,翻检旧物,发现了很多年前写的东西,也勾起思绪。
当初,为了相声,孤身进京,受尽苦难,尝遍白眼,在新社会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一天深夜,身无分文,从蒲黄榆走回黄村,行至西红门泪流满面……在外为免父母担心,报喜不报忧,中秋夜遥望天津泣不成声……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6)
当时,曾写下这么几句话: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日出而作子夜还,奔波皇城叹流连。
人前枉作青云客,男儿暗泪对谁谈。”
郭德纲曾几次用“万念俱灰”来形容那一阶段的心态。但是,“有时候闲下来实在没事儿了,唯一能想起来的还是相声——我就会这个。平时唯一的乐趣也就是背背活,在屋里自己背着玩,这是唯一的乐趣。也不会别的了,别的干不了。而且当时有大量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琢磨这些事儿,想了好多。觉得指望着自己进什么晚会,给某某大腕儿提鞋背包,不是个事儿。我这玩意儿还得在园子里说……”
一直到1996年,机会来了。一天,郭德纲去琉璃厂的书店里去看书——因为买书要钱,看书不要。打琉璃厂出来的时候,他意外看见一间茶馆,里头一屋子的小孩儿,大都十六七岁的样子,在这茶馆里说相声呢,看样子像是一帮相声票友自个儿在说着玩。正赶上郭德纲也走累了,干脆就坐底下听着。
那群票友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叫做王月波,后来专业说起了相声,还曾在广德楼、天桥乐等茶园剧场参与北京德云社的演出。王月波曾经与郭德纲提到过:“当时就觉得台底下坐着这人奇怪,我们在台上使包袱的时候他不乐,我们几个人团春调坎儿砸个卦什么的他倒自个儿在底下乐了……”“团春”“调坎儿”指的都是相声演员用行业内独有的一套语言来交流,这套语言叫做“春典”或者“坎儿”,类似于江湖黑话,使用这种语言就叫做“团春”、“调坎儿”。除非是曲艺行内人或者是对相声行了解较多的观众,除此之外,一般观众都是不懂的。
郭德纲后来便常去那家茶馆,一来二去的,与那里的票友们也都熟了,他这才说起:我以前也干过这个。票友们一听就来了精神儿:那您票一个吧!于是,郭德纲就在着茶馆里使了一个段子,给他捧哏的就是那个小票友王月波——这是郭德纲头一次在北京登台说相声。
郭德纲的演出被那家茶馆的经理看到。下了台,他找到郭德纲:“郭先生,您上这儿干来吧。”
就这样,郭德纲在那家茶馆里说起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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