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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序言：龙与刀　火与冰（1）

这注定也只能是一本描述悲剧的书。

因为它事关两个千年以来一直恩怨交错的国家之间一段最激烈的冲突史。

龙是中国飞天龙，刀是日本武士刀。

但在近代这样一个特定时刻，他们宿命般地遭遇了。

结果……结果不言而喻。

一切还需从国运谈起。

从1644年入关到1861年兴办洋务运动，清政权已维系了漫长的217年。从过往的历史上看，国运长久的朝代中，两汉分别延续了231年和195年，唐持续了289年，两宋合计319年，明延续276年。到19世纪中叶，按照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清王朝的运祚着实可以说已接近尾声了。

而就在此时，中国近代命运的拐点终于宿命般地出现。拐点的出现实际上有长达千年的伏笔。那就是岛国日本的“本能冲动”——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它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有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这欲望时起时伏千年不息。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近代中日的搏弈，从时间跨度上讲，大约在半个世纪左右。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这短短50年左右的时间成了中日关系2000年的焦点时段。而拐点的内核或者说起点当在1894年甲午战争，其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在晚清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本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不过，从历史的宿命看，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互为表里和因果的。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受到俄国在欧洲和中亚扩张的牵制，需要日本作为帮手，以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对日本提供了支持。这是日本的千年机会；而甲午战败的中国则以工业化的严重挫折为自身无可奈何的衰落买单。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这可以说是一个拐点所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图景。

本书其实所要探究的就是拐点的成因及其层层展开的逻辑链条。它与廉价的泪水或愤怒无关，它只关注内核和一些可以重复的历史规律。

同时本书认为，近代中日搏弈中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只是其中的表象，更深层面的推手还在于文化、制度、国民性格、视野等等，它们构建了两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并在历史老人诡秘的运行轨迹中，将中日两国的国运推向冰火两重天。

所以本书着力阐述的就是那段特殊时期影响中日两国国运的一些关键词：比如海权……比如视野……比如文化……

关于海权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

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让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搏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关于视野

在近代中日搏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序言：龙与刀　火与冰（2）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手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搏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搏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搏弈的关键所在。

关于文化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就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搏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土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老枪

2006年6月写于北京青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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