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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

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刘伯承的这些见解，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漫长的军事征程上，足以证实他的观点值得珍视。

攻下俄文关学习俄文的艰难过程中，他曾给川中旧友王尔常写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勤学的信念和方法：“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

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能饷我以牛奶面包。

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

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以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20年代的中国，由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很少，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翻译事业则开始日趋系统繁荣。

因此，刘伯承掌握了俄文这一工具，有利于扩大他的视野，便于学到更多的学识。

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他得以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学院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他踏进校门，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刘伯承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随之改变。”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2）

刘伯承由此联想到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时，曾在教室里看见的一幅标语：“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

这两条警句的深刻内涵，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启迪。

为了彻底弄通为什么一切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刘伯承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的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恩格斯这段精彩非凡的理论，深深地打动了刘伯承，他鼓起勇气把这一节翻译成中文。

从此他十分重视对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学习，从中受益匪浅。

最高军事学府的主要课程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

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力求结合实战，每学一门课程，他都切实地联系过去亲历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因此，不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学得扎实，理解透彻。

为了调剂紧张而又繁重的学习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学员观看电影。

刘伯承有一次看到影片《红色银花》中的中国人，形象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甚至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

这种辱华情节严重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刘伯承当场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校方有关部门给他扣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帽子。

刘伯承深感弱国之民无地位，激励自己更加发奋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

从此，学校再组织什么电影等文娱活动，他就很少参加了，宁愿一个人在宿舍或图书馆读书看报。

他对同学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

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国内政治形势，是刘伯承十分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