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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XX谈：关于枪的问题，局里现已了解清楚，现做出结论，请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结论内容：

1。白纪元出身于自由职业者，现年31岁，1949年参加工作。

年肃反时，白交代曾在南下时购买手枪一支，回京后怕找麻烦未向政府交代，曾在1951年同其爱人刘文英将枪扔在北海。

3。根据我们的调查，据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材料讲，白纪元买枪是从一司机常某人处买的，属实。并与爱人刘文英一起扔掉，亦属实。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调查结果是：白所交代的问题基本属实，今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新情况由白负责。

1958年5月7日

同意上述处理

白纪元

1958年5月17日

得到此“结论”的一个多月后，我——这个纪元最小的儿子便出生了。

纪元来不及高兴，或者说根本就不高兴，他已经没有以往那种含饴弄子的心情了。强烈的进取心，驱使着他拖着病弱之躯，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当时“大跃进”年代那火热的工作当中，继续向组织表明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

纪元认为有了上述“结论”，自己如释重负，从此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

遗憾的是他又想错了，事情仍旧没有这么简单，那把“达莫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被人摘下来，一到关键的时刻，它就又忽忽悠悠地悬在了他的头顶。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六十年代中期纪元的几则“日记”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65年11月3日（与X处长谈话）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

X处长谈，不少同志都有（入党）要求，前些时候支委都研究过，你也准备研究。但我的问题主要还是枪的问题，和老X一样，需要找证明人，他是什么情况下脱党？我的情况也是一样，也要找证明人，证明从谁手里买的？证明扔在何处？

我谈，这个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怎么又不清楚了？我一定协助组织弄清，关于从何人手里买的，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可找李XX了解。X处长谈，研究研究吧，需要补充再来找你。

通过谈话，我深深明白若干年来，还是枪的问题，看来过去没有认真、全面了解和研究过我的问题。我一定努力争取和领导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965年11月4日　　大事记（与X处长谈话的第二天）

昨日和X处长谈后，回家思索，觉得领导还不太了解我过去的“结论”情况，我找到了58年5月的日记，把结论记录都叫X处长看了，X处长说，这样就好办了。我表示一定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奇怪！怎么领导上过去不看我的材料呢？）

1966年2月19日　　大事记

X处长找我谈：我的枪的问题经研究后和我所谈的一样，历史已搞清楚并说不久支委将讨论我的申请。我准备把近一年来的日记都交给组织看看，把我的心交给党，以便更加了解我的一切！

…………

纪元在这几则日记当中，凡是提到“枪”字，都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可见对此事的讳莫如深。

这些日记今天读起来，怎么能不让我感伤复感慨？

我为自己父亲多舛的命运而感伤，更为他对党的忠诚而感动。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里，或许像纪元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和各自不平凡的经历，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悲怆乐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我质问自己究竟在干着什么勾当，是在写作吗？不是！我是在“解剖”自己的父亲，并不无残忍地将父亲天生就脆弱的神经一根一根地“剥离”出来，哪怕那上边是血迹斑斑，任凭它疼痛得在我这字里行间战栗……

唉——如果仅仅是为了写这本书，就把父亲原本完整的人生“撕碎了给人看”，那我可就太不是东西了！

古玩与家训

梦璋当年做“义导员事务所”的时候，跟古玩界多有交往，早年跟着登莱普的屁股后面转，多少也“练”出了一些眼力。那个时期，在古玩界里虽然“蒙事行”的勾当屡见不鲜，但“行里人”大多还是比较讲诚信，况且梦璋是导游里的“头牌”人物，古玩行里求他的人扯了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