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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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少得可怜。读书生涯的开始就是受到家里曾有的几本图书的诱惑，先是阅读连环画，后是童话、故事书、儿歌……上小学的时候，识字不多，读书自然就是囫囵吞枣，只能知道个大概意思。但是见了书就想拿过来看，说有“书瘾”，一点也不过分。每当遇到吸引我的书，非要一口气读完不可，觉也可以不睡，饭也顾不上吃，称得上真正的“废寝忘食”。家里有限的几本小书很快被我搜刮一空，就连那套供大人们用来政治思想学习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也被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了，脑中自然是混沌一团。家中的书都读完了，我就到处找书看，别的小朋友家、学校图书馆，甚至收废品的摊上都能找来书看。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总是无比羡慕现在的孩子，他们尽可以爱读什么就读什么。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读书就像乞丐一样，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碰到什么读什么。那时，我年幼的心中常常浮现这样一个美好梦想：世界上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了自己喜欢的书籍，供我随时随地阅读。

在童年的记忆深处，有一本书让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寄小读者》是冰心先生于1923年至1926年间写给小读者的通讯，通讯内容大都是报道自己赴美途中，和身居异乡时的一些生活感受，表达她出国期间对祖国的关注和深切怀念，字里行间，或隐或现、或浓或淡，始终浮动着作者的缕缕情思。那充满爱心和童心的自然清新、隽丽优美的文字，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这本书至今仍被我珍藏在书橱的顶端，经过时间和蛀虫的磨蚀，纸张早已泛黄，但是我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不仅印证了我最初的启蒙岁月，还时常会唤起我对童年美好的回忆。

上中学的时候，课外读物逐渐多了一些，老舍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诗歌，还有雨果、罗曼·罗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中外文学大师的著作，我的阅读生活一下子精彩了许多。我如饥似渴地读啊读啊……然而，上高二时，由于面临高考的压力，我不得不放下课外书，投身到紧张的高考复习中。那段日子，除了课本和高考复习材料，什么书也不能读了，像要把自己掩埋起来一样。我非常痛苦，看到自己喜欢的书，想看却不敢看，甚至连翻也不敢翻，心里都快急死了。那是一段没有阅读的日子，我感到茫然，心里没着没落，像丢了魂似的。

在离高考只有三个月的一天，偶然间我发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旷世巨著《悲惨世界》这本书。它朴实感人的语言，塑造了一群受苦受难的底层人物，如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我终于没有抵御住她的诱惑，忘我地读了起来。雨果描写人类苦难的同时，也赞美了人间的爱，人性的微妙跃然于纸上。从主人公冉阿让身上，我看到被生活所迫的苦役犯受到宗教感化后，冷酷的灵魂在瞬间焕发出动人的光彩，高尚的品质打动人心。他不断地做善事，把自己的爱奉献给社会；他多次奋不顾身，用心中的赤诚点亮别人的心灵。在主人公难能可贵的精神与黑暗的现实对比下，我在心底一次次地流泪。为了避开老师的目光，我把《悲惨世界》包上书皮，然后写上“语文”、“数学”、“物理”等的字样。这样，无论上什么课我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读了。最终，小把戏被戳穿，书被老师没收了，还遭到严厉的批评。我虽然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读到了自己喜爱的图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的私人阅读史（2）

我的大学时代，即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读书气氛，也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大学的寝室狭窄阴暗，我的更狭窄的床上，一半堆满了书。夜晚，熄灯了，我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读；或者站在校园的路灯下读。图书馆几乎成了我的家，我也似乎成了卡内基笔下吃书的人，像春蚕吃桑叶一样统统将书中的内容吞进肚里。那段日子，我不仅读了徐志摩、郁达夫、顾准、柏拉图、卢梭、孟德斯鸠等中外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作品；还看了不少那时最流行的北岛、顾城、芒克等人的朦胧诗。我还写了不少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诗歌，被同学们称为“校园诗人”。阅读伴随我度过了四年美好的大学时光，并且我的“阅读习惯”自此再也没有中断过。上大学时，囊中羞涩的我为了能读到更多的好书，特别是新出版的好书，就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到书店里“蹭书读”。我蹭书读的小伎俩是，刚进入书店时，先装作购买的样子，瞧瞧这本，瞄瞄那本，一旦发现自己心仪的图书，就找个角落的地方坐下来阅读，每次读上十几页，记住页码，下次再来读，一本不算太厚的书也要去上十几次才能读完。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虽然工资很低，但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逛书店了，可惜，那时候喜爱的书太多，而有能力买的却少得可怜。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所买的书都是经过反复筛选后挑选出来的。我终于可以把书买回家，留待工作8小时之外再读，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段时期，我的阅读视野已渐渐开始转向当代中国文学，我阅读了当代作家张爱玲、林语堂、余光中、王蒙、贾平凹、路遥、史铁生、余华、苏童、王朔等人的作品。

如今，人到中年，生活风风雨雨，时光无情地流逝，常让我感到劳累和厌烦。然而，灯下翻翻往日读过的一些书，心头便会忆起童年的温馨、少年的憧憬、青春的激情。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等。我还把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指导自己的投资活动，并取得了一些自己认为不菲的成绩。

近些年，在人心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读书热情普遍明显下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的读书兴趣。工作之余，我仍是一如既往地阅读自己喜欢的图书。书店是我光顾最多的地方；读书是我最快乐的业余活动；购书是我最舍得的日常消费；藏书是我最多的家庭财产。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阅读不仅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甚至可以改变人生。回想自己近40年的阅读人生，我深深地感到了阅读对于我生命的意义。书籍之于我，犹如阳光之于万物。因为阅读，我才能日益变得成熟和深刻，不再那么浅薄和粗俗；因为阅读，我才能耐得住清苦和寂寞的日子，不为世俗所迷惑和左右；因为阅读，我才能始终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度过人生中最艰难和困惑的时期。　阅读将会伴随我终身，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8年12月15日）关于书摊儿

在并不太遥远的上世纪1982年以前，如果你打算买一本书，就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到国营的新华书店购买。我记得那个时候人们常常会为买一本书跑到北京当时可能也是全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如同买一件新式的衣服也要跑一趟王府井百货大楼一样。1982年以前，尽管改革开放的航船已经起锚，但是短缺经济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古老的华夏大地。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而言，衣食问题尚未解决，至于读书、娱乐、精神追求，显然还排不上日程。但也就是从1982年开始，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出版事业也悄悄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出版社开始多起来，特别是1985年前后，国家集中批准成立了一批新的出版社；当然，出书的品种也开始多起来了。而图书原本作为思想教育工具的功能也不再那么被特别强调了，于是书的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休闲娱乐读物、文艺小说、武侠侦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主流出版物。最后当然就是图书市场的解禁和放开。。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私人阅读史（3）

我们知道，图书发行市场的解禁是从出版社自办发行开始的。也就是在1982年以后，国家首先允许了各出版社本版图书的自办发行，很快在保证新华书店主渠道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又解除了私人和集体进入图书发行领域的限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句诗正好可以形容当年图书发行市场的一派繁荣景象。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大大小小的书报摊儿曾经是首都北京街头的一景。逛书摊儿，也成为许多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一项重要的休闲活动。

在我的印象里，北京当年最值得逛的书摊儿集中在那么几个地方：

美术馆书摊儿。在今天美术馆东街路西，可能不过百米的地方，集中了几十个书摊儿。我记得大约1990年秋的某一天，我和傅铁铮兄一起领了一笔稿费，便骑车到了美术馆逛书摊儿。那一天，我买了好几本三联版的好书，其中一本便是令我多年爱不释手的房龙的《宽容》。美术馆书摊儿的最大特色是所售图书品位高，许多在新华书店和别的地方书摊儿看不到的学术书、画册之类，在那里几乎都能淘到。而且美术馆书摊的老板们好像也以文化人居多，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他说不准能和你侃上半天弗洛伊德呢！

甘家口书摊儿。地点在今天甘家口大厦门前那条马路。马路的东面是一水儿的服装摊儿；马路的西边便是书摊一条街，规模可比美术馆书摊儿大多了。由于那里离海淀区的大学比较近，所以每当星期天，逛书摊儿的人便比往常多了几倍。人流中，以大学生和教师居多。看上去一个普通的低头翻书的老者，说不准就是某大学或者中科院的知名教授呢！那个时候，我本人也常常混迹于逛书摊的队伍中，尽管自己仅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小助教，在买书方面却从来是大手大脚的。记得有次快到月底，工资早已花得所剩无几，根本无力再买喜欢的书，于是便拉上当时尚不是自己夫人的女朋友一同逛甘家口书摊儿。碰上喜欢的书，便厚脸皮拉她的赞助。

甜水园图书市场。最早的甜水园图书市场是在今天甜水园的57路汽车总站附件的一块空地上。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后来政府用围墙围起来辟作专门的图书批发市场，但所有的书摊儿（商户）仍然是露天经营。据闻当年甜水园的书摊老板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能力都非常强，不仅搞批发，而且还尝试做书（和出版社合作出书）。做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中国最早的一批书商，大部分来自北京的甜水园和长沙的黄泥街（中国另一民营书商发源地）；当然书商也就成了中国出版界最早的富人。当年我和许多读书人逛甜水园书摊儿的理由是一样的，那里的书品种多，可以打折，而且打得厉害。所以在甜水园买书可以省下不少银子。但是甜水园的书也有不少问题，那就是真正有品位和学术价值的书极少，充斥市场的是内容低俗，包装艳丽的书刊；而且不乏盗版图书和非法出版物。再加之路途太远，所以逛甜水园书摊儿，于我只是有限的若干次。

另外，在人民大学的东门南测，在海淀魏公村邮局的路口，在动物园服装市场，当年也曾经有过几个有特色的书摊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自己写书编书的生涯始于1987年前后。那个时候，每当在人民大学换乘320公交车的时候，就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书摊儿跟前，看一看自己写的书上市没有，一旦发现了会欣欣然，如同喝了蜜一般，至于稿费能否拿到却还是个未知数。因为给二渠道书商写东西，稿费尽管可能比出版社高不少，但泡汤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

北京的书摊儿逐渐消失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0年以后，书摊儿基本上在北京绝迹了。根本原因是政府对于图书零售业有了更严格的限制，即必须有固定的且不低于多少平方米的营业场所。于是装修讲究的书店，甚至于书城、图书大厦，在北京乃至于全国各城市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应当说这是一件好事情，表明了我国出版发行事业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整体步伐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现代化的图书大卖场，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逊色呢！

然而，对于书摊儿，我却私下仍然怀有深深的不舍之情。在人头攒动的书城里面，我无法找到逛书摊儿时的那份悠闲、恬静、从容的感觉；也找不到与摊主交流读书心得和砍价的快意；更无法体会春风拂面，牵着情人的手，流连于书市与街市的幸福时光。

从另一个层面讲，书摊儿这种经营形式，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未必完全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今天有那么多的失业人群，而且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子们，如果我们不把图书零售业的进入门槛定得那么高，他们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摆书摊儿来挣得自己的一份生活收入的。而卖菜、卖衣服、卖肉，尽管可能利润率高过卖书，然而对于青年学子们而言却不会有吸引力。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国图书市场上，单册图书的销量事实上每年都在下降。图书大卖场的兴起并没有改变这一下降趋势，根本原因在于大卖场并不便利、便捷。而城市街头的书摊儿却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这样的服务。况且，如果一个城市的街头，有各种书摊儿售卖丰富多彩的图书，这个城市又怎能不充满了文化气息。

书摊儿还能回来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200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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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更适合女人

之所以写下这个题目，是缘于我最近又换了一家新的出版社就职，刚一报到，便发现了一个同自己以前工作过的出版社相似的有趣现象：即女性员工比例大于男性。尽管我没有做过很精确的统计，但我相信，这可能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每当你参加图书订货会的时候，每当你到书店购书的时候，每当你到一家新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你便会发现自己如同贾宝玉到了大观园一样，原来身边竟然有那么多的林妹妹，宝姐姐。俗语云，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想想出版界的兄弟们每天都有幸工作在莺声燕语、花团锦簇的环境里，想必很少有疲劳的感觉吧！

不仅在出版界，在医务界、教育界，女性的比例也往往是多于男性的，至少是与男性比例相当。相反，政界、军界、司法界，则似乎是男人的天下，虽然那些领域从来不乏女性佼佼者、巾帼英豪，但毕竟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是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开放和平等的社会中，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男女性别比例，显然已经不可能再被政治原因所约束了；而且似乎也不可能受到政府人为的操纵。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行业、领域男女性别比例大不同的情况呢？

首先，我以为这是男女性别差异导致的结果。女人比男人更感性、更敏感、更耐心、更细心；女人天生还具有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本领。在出版界、医务界、教育界等，显然女人发挥她们天才与本领的空间比男人更广阔。仅以我了解的出版界为例，女编辑由于天生具有亲和力，沟通能力强，所以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