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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3页）

我记起，在“*”中，这份“调查报告”曾流传全国，颠倒黑白，把柯庆施说成被谋害致死，借此攻击朱德、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5）

我在某医学院查阅档案时，从成堆的档案里发现参加抢救柯庆施的方兆麟医生在“*”中受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此“交代”极为详细地叙述了柯庆施因胰腺炎而死的经过。

我看完档案，找到方兆麟医生，他回忆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于是，我写出了《柯庆施之死》。发表前，送当时在柯庆施身边工作的某同志审阅，他只改动了几个字。这篇文章能够做到史料确凿，档案起很大的作用。这篇纪实文学发表后，也被多家报刊转载。海外也迅即转载。

我在写作《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一书时，档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马思聪在“*”中被迫出走的经过，是这部长篇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幕，鲜为人知，而海外报刊又谣传甚多，甚至说是周恩来“暗中帮忙”……

为了查清真相，得到公安部门大力支持，细细阅读了当年关于追查马思聪出走经过的“002号专案”的全部档案，顿时撩开了重重迷雾。在那四口袋档案中，详细记录了马思聪出走的日期、路线、车次，沿途住在哪里，跟谁接触等等。另外，我又请文化部给予支持，调阅了当年“中央*”文艺组的档案，又查到一卷马思聪档案。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部门的帮助，没有查阅这些重要档案，我几乎无法完成《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文汇月刊》发表了《思乡曲》之后，我当即航寄一份到美国费城，送给马思聪先生。

后来，据马思聪先生亲属告诉我，马思聪先生含泪读完《思乡曲》，夜不成寐。因为这篇报告文学，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对往事的无限感叹。

据说，马思聪先生当时曾向别人打听：“叶永烈先生是不是*处理有关我的事务的负责人？”马思聪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的报告文学中提及诸多外人难以知道的情况。

其实，我是依据公安部档案室提供的四口袋“002号专案”档案写作。“002号专案”档案中，记载着马思聪出走的详尽内情。

我完成《姚文元传》后，《新观察》杂志便在1987年19期至1988年1期，以７期的篇幅连载。许多报刊予以转载。

在采写过程中，档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尤其写及是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中作为“防扩散材料”，销毁了许多关于姚蓬子的档案。

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查阅姚蓬子档案。不料，那里所保存的姚蓬子档案，也只剩一个牛皮纸空袋，内放一纸公文，说明在“*”中何年何月销毁！我又来到派出所，甚至连那里的户籍档案上姚蓬子的户籍卡，同样不知去向！

我不得不多方查找，花费不少精力去“追踪”姚蓬子档案。最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查出一卷姚蓬子档案，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姚蓬子曾经在那里担任过教师……

至于姚文元的档案材料，还算好查一些。我查到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使我排定姚文元年谱有了第一手资料。

在我写种种人物传记过程中，差不多都要查阅有关档案。档案室已成为我写作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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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1）

在我的书房里，除了档案库之外，录音带库也是极为重要、极为珍贵的。

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能不能找到当年我采访孙铭九先生的录音磁带？我的这位朋友是记者，在一家电台工作，正在制作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回顾的节目，“西安事变”是其中一个专题。他很想采访年已九旬的历史老人孙铭九，在电台播出孙铭九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当年，孙铭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亲手拘捕了蒋介石。很可惜，由于孙铭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采访。他听说我曾采访过他，而且知道我在采访时总是录音，便问当时的采访录音带还在吗？我一手持电话耳机，一手“敲”电脑键盘，很快就从电脑中的录音带目录里查到，我在1992年7月20日采访孙铭九先生，录了两盒磁带。这两盒磁带编存在第二十二组磁带里。这样，我就答应复制一套六年前采访孙铭久先生的磁带给他……

采访孙铭九的录音带，只是我所保存的上千盒录音磁带中的两盒。我不写慈禧太后，不写康熙皇帝，多年来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直接采访当事人，记述口述历史，挖掘许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采访。采访时，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录音。我用活页笔记本作采访记录，然后按专题装订。我的书房里，放着一大排标明不同专题的采访笔记。这一册册按专题分类的采访笔记，如今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房的文件柜里。这些采访笔记将来也有“资格”进入历史档案馆。

比起采访笔记，录音带更为重要。笔记毕竟只能记录大概，不能完整地记录口述者的每一句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背着饭盒那么大的录音机到处采访。通常，记者们采访之后，是不保存录音的，把录音带“抹”掉重新使用。我以为，录音带上的声音，是极其珍贵的，所以我总是保存这些磁带。这么一来，我的磁带消耗量就很大。那时候，要凭上海作家协会的介绍信，我才能从上海磁带厂整箱整箱买录音磁带。如今，我保存着上千盘录音磁带，成为宝贵的“历史的声音仓库”。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开始使用数码录音，输入电脑之后，刻成光盘保存，要比录音磁带要方便多了。

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的。“文”即档案、图书等书面资料，“献”即口碑，也就是当事人的口述。“文”是“死材料”，而“献”则是“活材料”。“献”可以填补“文”的许多不足。在我看来，档案固然重要，口述历史也极为重要：

一、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起草过程，有助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比如，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12月29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两党论战时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即便过几百年、几千年都能查到，但是这一文件是谁起草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写作过程中作过哪些修改，哪些话是谁加的，未必清楚。我采访了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当事人，请他们回忆起草过程，这些口述历史对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2）

二、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