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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欧洲进步的主要堡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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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2）

可是，在1815—1880年期间，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惊人地衰弱下去，至少在与其他强国相比时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没有增进，虽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的许多官员一直对市场力量或对任何现代化的迹象抱敌对态度。人口迅速增加（从1816年的5　100万，增至1860年的7　600万，又增至1880年的1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据称，在1804—1860年期间，工厂或工业企业从2　400个增至15　000个。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西方输入。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个铁路网开始形成。历史学家曾就这几十年中俄国是否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事物在进展之中。

但是，确凿的事实是，欧洲的其余部分进展得更快，俄国正在衰落。由于远为众多的人口，在19世纪初期，它曾经不费劲地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值（GNP）的总数。两代人以后，情况再也不是这样，这从表9可以看出。

表9。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物价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单位：10亿）

但是，当研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这些数字甚至更令人吃惊（见表10）。

表10。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

数字表明，这些年俄国国民生产值总数增加的最大原因，是它人口的增长（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通过在土耳其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征服），而与产量（特别是工业产量）的实际增长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产值一直落在西欧后面；这时差距甚至愈来愈大了，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60年以后拉大到英国的14。

同样，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剖析。到1850年，俄国拥有略多于500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　500英里。在大河流或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轮船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则是为了运输国内大量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向英国运输小麦以偿付进口的制成品。出现的一切新的发展往往掌握在外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手中（出口贸易肯定是这样），这使俄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先进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经过对材料的周密考察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佣的人都不足16个，而且它们大概根本没有机械化。资本的普遍缺乏、消费者的低需求、弱小的中产阶级、遥远的距离和严酷的气候、专制和多疑国家的高压手段，使俄国工业“起飞”的前景实际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

在很长时期，这些不祥的经济趋势并没有转变为显著的俄国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普遍表现出的对旧制度结构的偏爱，再也没有比在它们军队的社会成分、武器和战术中看得更为清楚的了。各国政府仍处于法国革命的阴影之中，关心它们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可靠性更甚于军事改革。不再面临大战争考验的将军们自己很注意等级、服从和谨慎——这些特征更因尼古拉一世迷恋讲究形式的检阅和大行军而突出了。由于这些总的情况，俄国军队单纯的规模和它大量征兵的稳定性，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比诸如军事后勤和军官团一般教育水平等不显眼的事务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有甚者，俄国的军队过去是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的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取胜，这些挺进已经开始使印度的英国人不安，并使19世纪的英俄关系比18世纪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对外国人来说，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对1848—1849年匈牙利叛乱的镇压和沙皇的主张，即他随时准备派40万大军去平息同时代的巴黎叛乱。但那些观察家们却没有注意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事实：俄国的大部分军队总是受制于国内的驻防任务、在波兰和芬兰的“警察”行动，以及诸如边境巡逻和军事殖民等其他活动而不能动弹；所剩下的部队并不是特别有战斗力的——例如，在匈牙利之役遭受的伤亡中，除一千人外，全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军队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工作毫无效率可言。

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实了俄国的落后。沙皇的部队不能集结。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虽然一直不很严重），再加上瑞典干涉的威胁，把多达20万的俄军牵制在北方。在多瑙河诸公国的早期征战，以及奥地利将干涉的威胁转为现实这一极为严重的危险，对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属波兰构成了威胁。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人的交战，就像防卫远东的俄国领土那样，对部队和供应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英法军队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把战争转到俄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区域时，沙皇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把这种入侵拒之门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由干练的海军将领指挥的相当规模的海军。1853年11月，它能在锡诺普彻底摧毁较弱的土耳其舰队；但是一旦英法舰队参战，形势立刻逆转。许多俄国船只是用枞木建造的，经不起风浪；它们的火力不足，船员未经充分的训练。联军拥有远为众多的蒸汽战舰，其中有的配备了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有建造更新的船只（包括几十艘蒸汽炮舰）的工业能力，因此，随着战争期的延长，他们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3）

但是，俄国陆军的处境更糟。一般的步兵打得不错，并且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工程天才托德尔本上校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防御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但在一切其他方面，陆军可悲地不能胜任其任务。骑兵团不敢冒险，他们的练兵场上的马匹不能投入艰苦的战斗（在这方面，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要更好一些）。更坏的是，俄国士兵的武器非常差。他们老式的燧发滑膛枪的射程为200码，而联军的步枪能够有效地射至一千码；这样，俄国的伤亡人数要大得多。

最坏的是，甚至当知道了任务的庞大性时，俄国的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能对它做出反应。陆军的领导很差，充满了个人倾轧，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有凝聚力的宏伟战略——在这方面，它完全反映了沙皇政府的普遍的无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中级军官很少，而普鲁士军队中却有大批这样的军官；主动性全遭白眼。令人惊讶的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可以征召的后备军却很少，因为短期服役制的大规模采用，将会导致农奴制的垮台［10］。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后果是，俄国长期服役的军队包括许多超龄的士兵；另一个甚至更加致命的后果是，约40万在战争开始时匆忙入伍的新兵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足够的军官担任这项工作），而且从农奴市场抽出那么多人，损害了俄国的经济。

最后，存在着后勤和经济方面的弱点。由于在莫斯科南部没有铁路，马拉的供应车不得不穿过数百英里的干草原，那里在春季解冻和秋季下雨时是一片泥泞的海洋。况且马匹自己也需要许多饲料（饲料又必须由驮马来运送，等等），以致巨大的后勤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小得不成比率。通过海路，在3个星期内可以把联军及增援部队从法国和英格兰调到克里米亚，而来自莫斯科的俄国部队有时则要花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装备库存的枯竭。“在战争开始时贮存了100万件枪炮；（在1855年末）只留下9万件。在1　656门野战炮中，只有253门可用。……火药和子弹的库存情况甚至更糟。”战争的时间拖得愈长，联军的优势变得愈大，同时英国人的封锁阻止了新武器的进口。

但是，封锁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它切断了俄国粮食和其他出口品的流通（除了从陆路把这些物品运往普鲁士），并使俄国政府不借巨额贷款就不能支付战争费用。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占这个国家岁入45的军费，从1853年的亿卢布，增至1854年和1855年的5亿卢布左右。为了弥补惊人的亏空，俄国财政部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借债，但那时卢布的国际币值下跌了；为了弥补剩余的不足数，它采用了印钞票的办法，这样就导致价格的猛烈上涨和日益增多的农民###。在此以前，财政部建立银本位卢布和取缔一切期票——它已在拿破仑战争和征讨波斯、土耳其和波兰造反者时破坏了“健全的财政”——的大胆的尝试，这时完全被克里米亚战争所破坏。1856年1月15日，国务会议被警告说，如果俄国坚持这场徒劳的斗争，国家将破产。与大国谈判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

这一切并不是说，联军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容易打的；对它们来说，这场战争也产生了紧张和不愉快的冲击。十分有趣的是，法国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小，因为它在这一次得益于它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强国——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不像俄国那样落后，而在“非军事化”程度上则不如英国。在圣…阿诺将军率领下东进的武装部队，由于在北非打过仗，所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具有相当的海外征战的经验；他们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制度，与19世纪中期的政府能够提供的任何这种制度一样有效率。法国军官有理由对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当的经验不足的英国军官带着超重行李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法国远征军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并且在战争的重大突破中所做的贡献也最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在这次战斗中恢复了拿破仑时代的遗风。

但是，到了战役的后面几个阶段，法国开始表现出一些紧张的迹象。虽然它是一个富国，但它的政府不得不与铁路建筑商等人向信用动产公司和其他银行家争夺现成的资金。黄金正在流向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国内的物价上涨；歉收的粮食帮不了忙。虽然还不知道战争的全部损失（10万人），但法国人对这场冲突的早期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通货膨胀引起的民众骚乱，加剧了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的争论，即正在延长的战争不过是迎合自私和有野心的英国的目的。到那个时候，拿破仑三世也急于要结束战斗：俄国已受到惩罚，法国的威信已经提高（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上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且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把黑海周围的冲突升级而过于分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事务的注意力。即使拿破仑三世不能在1856年对欧洲地图作重大的改变，他也肯定感到法国的前途比滑铁卢之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在旧欧洲协作体中，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分歧使这种幻想又继续了10年。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4）

对比之下，英国人却远远不满足于克里米亚之战。尽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陆军仍是惠灵顿式的，而且它的统帅拉格仑在半岛战争中实际上当过惠灵顿的军事秘书。骑兵是胜任的（就骑兵部队而言），但常常被误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而且几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虽然士兵是作战勇猛的健壮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雨季和冬季时保温掩体却惊人的缺乏，陆军中对付大规模出现的痢疾和霍乱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陆路运输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国全国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更加为难的是，由于英国陆军像俄国陆军那样，是主要用于卫戍任务的长期服役的部队，所以它没有在战时可资抽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但俄国人至少还能够强制征召数十万新兵，主张放任主义的英国却不能这么办，这就使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大肆宣传，广召外国的雇佣军，以弥补在克里米亚部队的缺额。可是，当英国的陆军一直处于法国的小伙伴地位时，它的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纳尔逊式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因为敌人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

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揭露了军事上的无能和部队伤病员的痛苦，公众对此爆发的不满情绪，这里只能附带地一提：它不但导致内阁的改组，而且也激起了一场关于“一个战争中的自由国家”内在困难的认真争论。此外，整个事件表明，英国的貌似特别强大之处——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国陆军、对海上力量的严重依赖、对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界的重视、议会和个别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被号召去对主要敌人进行一场一年到头的广泛的军事行动时，就很容易转化成弱点。

英国对这一考验的反应（很像20世纪美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拨给武装部队大量资金。交战国的未经分类的军费数字（见表11），对说明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大有帮助的。

表11。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强的军费

（单位：百万英镑）

但甚至当英国自我激励时，它也不能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表现实力的物资。军费可能成倍增加，可能会订购数百艘蒸汽轮船，远征军到1855年可能会享受到过剩的帐篷、毛毯和弹药，好战的帕麦斯顿可能会强调打垮俄罗斯帝国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国走向和平而奥地利保持中立（这正是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一个月内发生的事），英国的小型陆军是无所作为的。只有英国全国和它的政治经济变得更为“军事化”时，它才能郑重其事地坚持单独与俄国交战。但是，对一个已经因克里米亚之役造成战略、宪法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领导集团来说，可能带来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因此，当感到受骗而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时，英国人也愿意和解。这一切的结果使许多欧洲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怀疑伦敦的目的和可靠性，正像它使英国公众越加讨厌卷入大陆的事务那样。当拿破仑的法国移向1856年的欧洲舞台中央时，英国则不断地靠边站——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国内的改革运动只会加剧这种转移趋势。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冲击了英国人，那么这种冲击根本不能与俄国的实力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不必说48万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这一醒悟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者进行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最明显的是农奴制的废除。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对铁路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大于他父亲时期。煤和钢铁的产量、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更加引人注意了。俄国经济史提供的统计数字乍一看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以往那样，现象的变化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个现代化赶得上——且不说超过——贫困和无文化的农民人数每年的大量增长吗？在今后的2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