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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走进中央大学（当时叫南京临大），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反民主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关麟征也因此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校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说句玩笑话——网上有人说，关之琳是关麟征的孙女。如果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关不受大学生的欢迎，但若是换成现在，让关之琳再到大学校园里走一趟，绝对能把关家的面子找回来。）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智诚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智诚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智诚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当时，蔡智诚只是觉得这些学生的组织性很强，很不容易对付。可他哪里知道，他面对的“联谊会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更不会知道，会场上的43级机电系“谈话代表”竟然是未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当时是中央大学“反甄审”运动的骨干，王嘉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此，他执行的这项“说服工作”，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如果以为只有共产党人才懂得发动学生，那就错了。蔡智诚他们也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点火的契机在于东北。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军，可是，一直到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东北民主联军的散兵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中共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民主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府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这就给后来的“反苏反共运动”提供了口实。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军占据东北，并且不断压迫国民政府在外蒙问题和新疆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的发展，但在本质上却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当国民党当局把共产党的暧昧态度与苏联军队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蔡智诚他们指责“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

“为了国家主权，不惧赴汤蹈火”，“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是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

国民政府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民主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中共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毛泽东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

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中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被要求不得参加反苏运动），于是，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们最终被迫服从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智诚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智诚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马甲在前面的段子里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在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更加不妙，却可以不在乎考试、不在乎纪律，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叫做“人民服务队”），实际上却沦为了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象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在校园里，他们的组织性不亚于学生会、攻击性却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在三青团的指使下，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府。

1946年4月，刚在“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

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智诚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象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往往又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