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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短短几句话，二人都被逗乐了。

鲁迅把陈赓引进书房，特意将陈赓让到书桌前环臂椅子上坐下，自己则坐在书桌旁的藤椅上。

谈话开始了，主要是陈赓讲述。陈赓绘声绘色地讲述红军作战情况，苏区人民生活。鲁迅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默默点头，时而浓眉紧皱，时而开怀大笑。

陈赓谈到军民关系时，说：“先生，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在咱们红色苏区，却是军民一家。有一次一位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在国民党军队搜查的时候，她推开敌人的刺刀，硬是扑上去，紧紧抱住了我们的伤员，说是她男人。靠着这位姑娘的掩护，我们的那位伤员才免于一死！”

陈赓滔滔不绝，先生为之感动，动情地说道：“多好的姑娘啊！”

谈到红军战士的战斗场面，陈赓更是激动不已。他说：“一天，我带着一个团，要翻山越岭，绕到敌军后面，我们刚钻出一条山沟，不好！正和来抄我军后路的敌十三师相撞了，一个团对付敌人一个师！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我军战士抢先一步爬上山头，居高临下，全团一起大声吼叫：”冲啊，杀啊！……喊声惊天动地，敌军听到这如雷的吼声，早已吓破了胆，不战自溃，接着，战士们直向敌军扑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鲁迅和他身旁的许广平听得入了迷，雪前的烟雾在鲁迅眼前缭绕升腾，他那双拿着陈赓勾画的草图的手在微微颤动。听罢陈赓的叙述，他久久地仁立在窗前，遥望西天，激动不已。

时间在极度地兴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谈了整整一下午。天到傍晚，许广平邀请客人吃饭。鲁迅拉着陈赓的手步入餐厅。鲁迅亲自打开一瓶韶兴者窖，两人边饮边谈。

两杯酒下肚，陈赓情绪更加奔放。苏区军民的战斗，红四军战士的生活被他讲活了。

“先生，您写了那么多，您知道得那么多。在您面前，我简直是个文盲。”

陈赓谦虚地说。

“是的，我的确写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没有写像你这样的人，还没有写到你们红军——中国的脊梁！”

“啊，中国的脊梁！”陈赓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您说红军是中国的脊梁？”

“是的，红军是在用血用肉、用头颅书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陈赓兴奋他说，“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前线去，让红军战士们都听到您的声音，让您的声音和我们一起战斗！”

夜己很深，月亮已悄悄地爬上天空。鲁迅拉着陈赓的手，送他下楼出门，并为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在回家的路上，陈赓仍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

几天后，陈赓再次应邀来到鲁迅先生的家，将军与文豪促膝相谈，为陈赓富有传奇性的生活又增添了色彩斑澜的新篇章。

与陈赓的两次谈话，给鲁迅先生以极大的震动。先生对于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在心里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次与冯雪峰谈起要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来反映红军生活。但鲁迅先生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给他以创作所需要的灵感和真实感，而先生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终于未能动笔。后来，先生不幸早逝，这一写作愿望终于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大遗憾。

就在陈赓即将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赓来到上海贵州路北京大剧院看电影，不幸被叛徒认出，当场被捕。将军蒙难，在狱中受尽折磨。蒋介石耍尽花招，终不能使陈赓“悔过”，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被迫释放了陈赓。

经历了四个月监狱生活的磨难，1933年8　月，陈赓来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随即又经赣东北转入红都瑞金。

此时红色根据地受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党内一大批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受打击、遭排挤。毛泽东首当其冲！陈赓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回到党的怀抱，可迎接他的却是接受审查，取消其共产党员的称号！

这是怎么啦？陈赓愤怒、痛苦，可他对革命、对党的一片忠心仍矢志不渝，他坚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不久后又被任命力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中央红色区域的四个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番号为“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陈赓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归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叶剑英指挥。

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不仅陈赓自己的问题没有公开的结论，另外还有不少干部，也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打击视为“包袱”、“累赘”

而欲抛弃的。但干部团有优势的装备，人才济济。

秋风阵阵，落叶遍地，一片凄凉。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怀着沉重的离情别绪和欢欣的转移战斗的兴奋，告别了瑞金，告别了中央苏区，精神抖擞地踏上了艰险的征程。

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并不叫长征，而叫战略大转移。最初采取这一行动，有很大的被动和盲目性，只因为有了遵义会议，才使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史诗的意义。

陈赓带着干部团这支特殊的部队，跟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瑞金县铜锣湾出发，开始向西线突围。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中央红军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了红色故都，告别瑞金父老，告别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在苏区人民的视线内消失了。

两个月过去了，红军突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湘江一役，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虽突破了湘江，但八万红军损失三万五千人。

在惨重的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们越来越感到困惑。红军要转移到哪里去？红军的前途何在？这样硬拼下去能行吗？

即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是六神无主，万般无奈。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比划，苦恼得不能自拔。红军当时的“头羊”

精神面貌是这等状态，可见红军濒临什么境地了。

红军继续向湘西开进，只能把红军带向灭亡的绝境。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据理力争，党内多数同志也逐步清醒过来，站在毛泽东一边。红军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占领了黎平。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在寒冷的冬天，变得更加凄凉，萧瑟，红军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生机。

12月18日，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会后，我军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须强渡乌江。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江面虽不宽，但两岸峭壁悬崖，水深流急，十分险要，是天然的屏障。先头部队抵达乌江，发现渡口只有两只木船，红军如何渡江呢？中央军委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架设浮桥，才能迅速渡过乌江。

架设浮桥的任务就交给了陈赓领导的干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