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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嘉庆元年（1796），清廷正式禁止鸦片入口，东印度公司根本不想放弃这一邪恶的买卖，但停止使用本公司的船只装运鸦片，表面上表示东印度公司断绝了鸦片交易。在行动上，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高价卖给散商，即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的私商，又称港脚商人，再由他们运往中国。

鸦片由印度输入，在中国广州附近形成了一个个走私的中心：

第一，黄埔和广州。广州及黄埔是当时惟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人在通商的过程中夹带了部分鸦片，就地销售，久而久之，广州和黄埔就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走私中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严厉禁止鸦片入口。英国等西方商人才不敢继续在广州和黄埔贩卖违禁的鸦片，鸦片走私中心于是转移到澳门。

第二，澳门。澳门靠近广州，早在明后期即为葡萄牙殖民地贿租，久之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基地。嘉庆元年，清廷正式严禁鸦片入口，鸦片贸易被逐出了广州内河，澳门便代替了广州和黄埔，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即鸦片走私中心。这里成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奸商大力贩销鸦片的大本营。一艘艘鸦片船只开往澳门，卸下鸦片，装入仓库，然后由中国奸商销售出去。嘉庆十四年以后，清廷放松了对鸦片的严禁，鸦片走私的中心，又回到了黄埔和广州。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贸易，鸦片走私中心再次移出广州内河，在广州附近的伶仃岛形成走私中心。

第三，伶仃岛。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伶仃岛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时期，马尔瓦鸦片大量输入。如上所述，马尔瓦鸦片是非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鸦片运输、贩卖，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前，马尔瓦鸦片输入的数量较少，且销路不畅。但相对于孟加拉鸦片而言，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就是凭着较为低廉的价格，马尔瓦鸦片逐渐扩大了销路，打入了广州市场，并对孟加拉鸦片构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东印度公司于是对马尔瓦鸦片抽税，然后听任其运输、销售。因此，中国市场上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在道光元年以前的以澳门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平均每年进口数还不足4500箱。东印度公司改变其限制数量、垄断高价的政策以后，听任了马尔瓦鸦片的倾销，鸦片销售数量成倍增加，由平均每年不足4500箱，增加到18700余箱，增加了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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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的泛滥（2）（图）

第四，东南沿海各地。随着鸦片数量的急速扩大，鸦片走私也由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蔓延开来，辐射至周边广大地区。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各种鸦片蜂涌而至，英国奸商、印度奸商疯狂倾销鸦片，使鸦片数量迅速增加。

鸦片走私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和散商两个阶层。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该公司将鸦片在印度公开拍卖，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承买后，使用港脚船，运销中国和东南亚。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由此被称为港脚商人。港脚商人活跃于印度与中国之间，使用载有五百余箱鸦片，并配有大炮等精良武器的船只，把数额巨大的鸦片运销中国。因此，鸦片贸易额很快就独占鳌头，超过了中英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1834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私人商业团体纷纷从事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空前增加，鸦片贸易空前繁荣。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丧失，“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对外贸易权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输入了中国。”

英国私人企业经营鸦片贸易后，广泛采用装载量大、航行速度快的专用船只——鸦片飞剪船，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运往中国广东的黄埔或伶仃洋。在黄埔，中国商人、买办，直接与英商购买，付款提货；在伶仃洋，用飞剪船运来的鸦片，存放于停在那里的趸船上，中国商人、买办，则从趸船上付款提货，转卖到全国各地。同时，英国商人不断扩大交易点，东南沿海的泉州等地，也变成了鸦片交易地。这样，鸦片输入、走私到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数量越来越大。

在短短的五六年（1833～1838）的时间里，鸦片输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八十。销售总量的增加，势必要扩大销售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由伶仃岛这一中心，辐射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而扩大至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道光十年（1830），英国人已不顾清廷一口通商的禁令，在东南沿海的宁波、福建等地开辟新的走私基地。不仅如此，英国鸦片船“西尔佛”号甚至从东南沿海一直北上，抵达了辽东半岛，在中国的北边开辟鸦片走私基地。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黄埔、广州、澳门这些老牌鸦片走私中心，鸦片走私更加严重。整个珠江三角洲，无论是渡船、小艇、还是外国人的商馆、广州内河的乌蓬船，到处都有鸦片，到处都有走私活动：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无孔不入了。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鸦片销售总量的扩大，鸦片的严重危害日益突显出来了。

清廷的反应（1）

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一个摆在朝臣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朝臣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清道光年间，朝臣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具体说来，就是弛禁论和严禁论两派。

弛禁论，18世纪以来，鸦片已遍布全国各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关注。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了禁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李圭：《鸦片事略》卷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鸦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断绝鸦片交易与买卖。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鸦片禁令。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余年里，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谕旨和文告）。但是，鸦片非但没有断绝，反而从局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入口数量从二百箱猛增至二万余箱。鸦片能禁绝么？应采用什么措施防止或减少英国人输入鸦片？朝野上下很多人对清廷的禁烟主张进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摺》，以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鸦片吸食、允许内地民人栽种的弛禁主张。

许乃济认为，虽然朝廷严禁鸦片，法令至严，三令五申，但仍不能阻止鸦片入口，不能禁止百姓吸食。不仅如此，鸦片入口猛增，吸食者几遍天下。严禁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徒滋扰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此之谓也，严禁不行，断绝互市也不可能阻止鸦片走私入境，因此，鸦片输入防不胜防，只能另想办法解决了。鸦片之害，一是伤害身体，杀生伐性，但吸食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且中国人口众多，减少一些游惰无志之辈亦不足惜，因此这一点可以不考虑；一是导致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许乃济的防范之计，就是允许鸦片入口，收取入口税。他指出：“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照鸦片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以来，清廷收了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可以以货易货，防止白银外流。

在附片中，许乃济又提出了允许百姓栽种罂粟、发展土烟，以土烟抵制洋烟的主张。许乃济认为，禁止中国百姓种烟，利薮尽归英国商人，得不偿失。如果准许百姓种烟，则可以收到禁洋烟之效。“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图，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对其主张持之甚坚，提醒朝廷早作大计，尽快弛禁。“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49～452页）。

值得注意的是，许乃济的弛禁也不是全面弛禁，“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对官员、士人、兵丁是禁止吸食鸦片烟的。许乃济的观点有一错误的前提，即吸烟之人皆是莠民，可有可无之人；他们吸烟，对国家无所谓。至于防止白银外流，以土抵洋的主张还是有合理性的，但其危害性也更大。

许乃济的奏章、附片所提看法，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朝野上下有不少人持有与此相似的看法。

其实，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两广总督卢坤就战战兢兢地表述了弛禁的主张。他在奏章中历数严禁鸦片、堵截鸦片进口的种种难处之后，断言：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卢坤是个有着官场经济的官僚，在奏章中以别人之口说出自己弛禁的主张，即认为这些主张合理，又认为其难于实行。这无非是为了尝试一下皇帝的态度，以免致罪。但是，他这种圆滑的手法，使其主张无力，没有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视，只是“令旧禁加严而矣”。

清廷的反应（2）（图）

许乃济旗帜鲜明地反对严禁、主张允许内地种植鸦片的主张，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道光帝在接到许乃济的奏章不久，即谕令广州的官员，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和粤海关监督文祥讨论许乃济的奏折，并制订一套“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的周密办法。广州的大员们讨论后，一致同意许乃济的意见，并向道光皇帝呈送了《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认为：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因时制宜，“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为了具体实施弛禁的主张，他们又提出了九条实施细则：①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②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③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④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⑤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⑥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⑦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⑧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⑨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身处广州鸦片泛滥的三大衙门官员，都支持弛禁论的主张，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广州的官员密迩东南沿海鸦片走私之地，深知鸦片难以查禁堵绝，还是鸦片正常交易、收税，有利于地方财政收支？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官员，就是普通的士人，亦多有持弛禁主张的。道光十三年（1833），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即听到弛禁的主张，他的同乡何太清向他进言：要消除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的痼疾，必须“先罢禁例，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竞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梁廷楠：《夷氛闻记》，第8页）这一主张，深得许乃济的嘉许，并逐渐在社会上层流传着。

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曾与许乃济探讨过鸦片问题，两人观点相一致。后来，许乃济所上奏章，基本上即以《弭害论》为蓝本，整理而成。

与广州的官员、士人的积极支持相反，朝廷中的一大批官员却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西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分别向道光帝陈奏，驳斥弛禁派观点，仍然主张严禁鸦片。

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指出：有法即有弊，贪官污吏借禁烟而索贿，并不能作为反对禁烟的理由。许乃济建议以货易货，而中国并无足够的茶叶、生丝等土特产易换如此之多的鸦片，最终还是要用白银；许乃济主张禁止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能堵截鸦片入口？反过来看，如果能堵住鸦片入口，那么白银自然不能外流。朱樽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了。因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因此必须进一步申严鸦片禁例。

许球在其《请禁鸦片疏》中，提出了更为有说服力的禁烟主张。他首先将弛禁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他在奏疏中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接着具体讲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他说：“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和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可施其伎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53页）

清廷的反应（3）

许球的奏疏义正辞严，有理有据，驳斥得弛禁派哑口无言，无法与之抗衡。许球提出的禁烟措施也深得人心，后来林则徐所采取的禁烟办法，多本于许球的主张。

朱樽、许球二人的奏折，深深打动了道光皇帝。他下令将二人奏折抄转邓廷桢等人，要求他们深入调查，找出禁烟不力的原因，拟订具体可行的计划，“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0页）邓廷桢等人会议后，上奏说：禁烟一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但邓廷桢也表示，如果能按旧有禁例，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