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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①此信及下文提到的信件均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66—69页。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侮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这几个人中，有开明人士如蔡元培，也有国民党政府及其亲英美路线的台柱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和孙科，甚至还有老右派理论家吴稚晖。

毛泽东这封信显示出中共完全彻底地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这条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这样，敦促宋庆龄在新形势下重新参加她早已脱离的国民党的事务的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何香凝和蔡元培，不但回顾了1925—1927年的国共合作，而且还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些信中，他敦促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使之停止内战和对外屈膝投降，改变“爱国有罪”的态度，动员所有军事力量一致抗日，恢复孙中山的纲领和政策，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团结以挽救国家。

（四）鲁迅的逝世

在这期间，也是在上海，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这位无畏的作家和散文家在中国思想界除旧布新的作用，可以同俄国的高尔基和革命前法国的伏尔泰相比。他因患肺结核病，体质很弱，但精神和意志有强大的力量，特别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他同孙中山和契河夫一样，早年学医；在革命的坚决性方面，他可以同孙中山相比，而在文字的精炼方面则可以同契可夫相比。中国青年特别热爱和敬重他，他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不限于文学方面。他以最深沉的感情撰文悼念在中国反动派屠刀下牺牲的无数青年。他无畏地公开与白色恐怖相对抗。（他曾在参加一次抗议集会时，出门不带钥匙，表示不打算活着回家的决心。）他以犀利的讽刺，无情地撕去旧中国“吃人的社会”中种种封建伪善的假面具。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呼中国红军的奋斗所带来的黎明。他对外国和国内的法西斯（他常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极为愤恨。除了参加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对希特勒暴行的抗议外，他在《华德保粹优劣论》、《华德焚书异同论》①等杂文中都对之痛加鞭挞。在救国运动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宋庆龄曾回忆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②她把准时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优良品德。她自己努力做到，对那些所谓名人经常迟到、让“无名小卒”们苦等的作法最为痛恨。

①两文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准风月谈》。

②宋庆龄着《追忆鲁迅先生），载《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这一年的6月间，在救国运动的初期，医生就已诊断出鲁迅的病情严重。宋庆龄试图说服他接受去苏联疗养的邀请，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①

①《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48页上有此信手迹。信的日期为1936年6月5日。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她写这封信时自己也在住院。她患了阑尾炎，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她是在医院里听史沫特莱说才知道鲁迅病重的。她举自己延误割治为例，接着说：“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她在信首称鲁迅为“同志”，这在她是最高贵的字眼了。

但没有人能够劝说鲁迅在祖国危难的时候离开。他逝世时年仅55岁。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成为救国运动的战斗号召。

在鲁迅去世的当天，宋庆龄就在鲁迅寓所同他的遗孀许广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学同行冯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党代表）一起商量丧事的办理。在场的还有两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曹禹和小说家巴金。大家决定在万国殡仪馆盛殓，在万国公墓安葬。冯雪峰等地下共产党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宋庆龄不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并参加守灵。

一万人参加了为鲁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师、学生、妇女排成整齐的队伍，高举横幅，齐唱救亡歌曲。宋庆龄像她为雷娜·普罗梅及杨杏佛送葬时那样，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词中说：

“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①

①《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原载《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出版。

她这些话同孙中山遗嘱中的话相似。这决非出于偶然，因为这是同一场战斗。

安葬后，她又跟着群众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样，她自始至终同群众在一起不仅是为了鲜明地表示她的立场，又是为了保护群众，因为当局曾策划用暴力来破坏这次葬礼。①

①本段参考了黄源着《宋庆龄与鲁迅》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8—182页。

（五）救国会“七君子”案

当统一战线在许多层次逐渐形成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反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后越来越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之十分恼火，于11月23日凌晨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苏州关押起诉。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案。当时日本人还造谣说，救国会理事宋庆龄也被拘留。这很可能是给国民党和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一个暗示，要他们这样做。关于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词、磅礴的气势发表了一项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