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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2页）

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网》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毫无疑问，武汉的反革命行动能同上海一样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软弱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相互矛盾。同国民党联盟无疑有利于进步——逐步消灭北洋军阀的势力，同时也就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并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但由此产生了过多的幻想。对胜利说得过多，对危险的讯号不加重视，对同国民党的联盟依赖过久。认为武汉的政客和军人不会重演蒋介石那样的彻底背叛，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导致上海悲剧的重演。武汉地区的血腥屠杀甚至比蒋介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的叛徒们对群众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是如此痛恨、要给“下等人”一个教训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他们竟在街上把数以百计的人力车夫滥行枪杀，仅仅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胆敢成立了一个工会。国短头发的姑娘被抓起来杀掉，“罪证”只有一条：留短头发最初是由革命的妇女兴起来的，但谁知道谁是带头的、谁是随从的，干脆都杀掉最保险！文森特·希恩写了这样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认识的一个受过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这样被杀的妇女之一，她被开膛破肚，把肠子绕到她身上，然后让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记述，在6月底，“当国民党同共产党分裂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的时候，宋庆龄显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她写道，就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建议她去教宋庆龄俄文，这是宋曾要求过的。但她没有来得及开始上课，因为两周时间内他们都离开了武汉。

去苏联的事可能是鲍罗廷向宋庆龄建议的，也可能是宋请鲍安排的。在早些时候，她曾解释道，这是因为孙中山过云曾想去访问苏联。（据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广州的可能，曾考虑了几个去向，后来选定苏联。）

据一位苏联人的回忆录，在宋庆龄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鲍罗廷被迫离华时救过他的命。原苏联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写道，“鲍罗廷从武汉上了牯岭（庐山主峰），宋子文来看他，建议他从上海走。宋庆龄劝他绝不要听宋子文的话，从而救了他。”①鲍罗廷后来是走的陆路，取道洛阳，最后经蒙古返回苏联。就在他离开武汉的当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庆龄的寓所被军队闯入搜索。

①《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于汉口），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7页。

章克曾同鲍罗廷等人一道进行这次通过戈壁沙漠的汽车长途旅行。他记述了鲍罗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有一天，在休息时因为蚊子太多无法睡觉，又无事可做，只有聊天。鲍罗廷认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相信蒋介石。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这样听话、这样顺从、这样谦虚！”①

①切列潘诺夫著书，第590页。

人们真该提防那些貌似恭顺的家伙！

在这里，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鲍罗廷的话倒是很有趣的。约10年后，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鲍罗廷的立场前后不一、有时还表现出软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斯诺问毛泽东，他认为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南京为首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当然，矛盾在于：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层的联合，因为没有这样的联合就不可能进行北伐，而北伐又为群众运动开辟了场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护和发展城乡劳动人民的运动，因为这是革命的基础，而劳动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除非被压迫的贫苦大众以及代表他们的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由此看来，当时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没有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展这样的武装力量。

必须想到，那个“鲍罗廷”当然不仅仅是鲍罗廷本人，他还代表他的上级。而他的影响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顾问”，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够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时候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发展迅速——从1924年的约500人发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终究只有六年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难论辩说，如果不犯错误，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当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发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损失则大大减少，这是能够做得到的。

后来，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1926年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接着，毛泽东以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写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①埃德加·斯诺着《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8页。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她虽然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将在她所担负的那一部分战线上奋力战斗。在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将注视着她所屹立的地方，从而汲取新的勇气。章（参看注15）。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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