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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革命政府应定都何地？最后的协议是武汉。

汪精卫应否尽快召回复职？决定是召回。

对这两个问题，蒋介石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军费，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军费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过他的家乡浙江省到达上海，用金钱收买这些地方的防军首领，而不是用战斗来解决他们。然后，他就可以从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绅、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将以他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工农群众的侵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战略是麻痹他的对手，暗中扩大兵权和财源。

但当这些党政要员们动身前往武汉时，蒋介石却突然取消了他原来答应同行的计划，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据点南昌。他还免去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为邓是国民党左派，而且这个职务同他的关系太密切、参与的机密也太多，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广州来的党政要员们到达武汉后，他们发现蒋介石早就越过他们，擅自下令制止武汉一切罢工行动并解除了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他对农民运动也给以类似的打击和破坏。

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党政先遣人员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较为舒适。他们到达武汉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个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国炮舰。这些外舰不但不按惯例升旗欢迎，以表示对革命政府的蔑视，其中一艘还故意阻挡他们所乘的汽轮航行。但他们很快就看见有三架带着国民政府标志的飞机正擦着英国军舰“金邑子”（“柯克捷夫”）号（它不久前参与了屠杀许多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的上空飞过。这是一个象征，显示中国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员为此深感振奋。

在武汉，等待着他们的是热烈的欢迎和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事件。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宋庆龄和其他先遣人员的队伍于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为了欢迎他们，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一次游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次阅兵典礼。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同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适应的，而这一点也正是这些活动所要显示的含义。

三天以后，在一次由已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宋庆龄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这个委员会将在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到达武汉之前，行使党政最高权力。这样做是为了确认广州来的先遣人员有权临时代表全体行事，也为了挫败蒋介石想在他所控制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动。

宋庆龄现在第一次处于政府的最高职位。在国民党内，她几个月前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现在又加入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党内或政府的职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谋求的——当时也好、以后也好，她从来不争名衔——而是出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意愿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这时局发展的要紧关头，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了革命，努力加强左派是她的职责。在这个领导核心小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开会直至深夜。小组的其他成员有陈友仁（外交部长）、蒋作宾（国民党资深军人和官员）、吴玉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老党员）和鲍罗廷（首席顾问）。这个小组虽然没有撤换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但收回了许多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权力——这些权力是蒋为了准备实行全面独裁而逐步蚕食去的。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

前面已经提到，先遣人员到达武汉时曾受到一艘英国炮舰的骚扰，现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帝国主义又来炫耀武力，妄图显示长江的水面和沿岸仍然是外国舰队的天下。但中国正在改变，事情的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领土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工人）。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杂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个国民党员并把他们交给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国水兵首先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示威群众人数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国人眼看形势不利并且担心继续使用武力将造成难以预见的更严重后果，就将水兵撤回到军舰上。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控制之下。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武汉政府当局将作出何种反应？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还是像过去从未发生过的那样，同人民站在一起，废止这些外国人的特权？

武汉政府一洗过去使国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众的行动，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后者也已为当地民众所占领）。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起了重大的作用。

据章克①回忆，宋庆龄曾同陈友仁和鲍罗廷讨论战略（章在场）。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①这里的描述根据达林《中国见闻录1921—1927》（第213—274页）中他所亲身经历的纪录，以及陈思兰的回忆录《历史的注脚》（英文）。

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