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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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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另一张表是统计烧毁房屋的，也是有房屋的间数、面积等等内容。

王培根拿着两张表，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出来，复印了八百张，每张五角钱。

崇山村有两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十二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用二十天的时间统计出来。结果只用了十天，就出来了。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病死亡的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是很厉害的，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一张大纸，用毛笔抄写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出现的最准确的数字。

崇山村人想告日本政府，日本人愿意帮助打官司；王选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2）

王选第一次陪同的律师是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他们自愿组成的辩护团准备替中国受害者打官司。

王选带鬼子进村

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打官司？他们是为了什么？

在和王选认识之前，森正孝每次来带的都是浙江省外事办找来的翻译。崇山村的人讲一大堆话，翻译就发毛了，没有懂崇山村话的人，中国话和日语之间又隔着一个崇山方言。

王选对森正孝说，只有我懂崇山村话，又懂日语，我来做翻译吧。于是一切都自然地契合在一起。

1996年7月至8月，王选和森正孝从江西广丰开始调查取证，经过玉山，进入浙江的江山、衢州、金华、义乌崇山与稠城。当年11月，王选又偕律师一濑一行到宁波调查。发现湖南常德鼠疫受害严重，马上取道常德调查，取得了大量证据。然后又到义乌崇山和江山、衢州调查，12月再次到浙江义乌、宁波和湖南常德调查取证。这一年王选陪同日本律师一濑等先后五次来中国调查。此外还有几位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医生随律师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都由王选陪同并担任翻译。1997年，王选的脚步依旧匆忙。

王选常常被人问：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有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浑身发抖。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他们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稳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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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人都想告日本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他们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这是中国公民第一次提出赔偿要求。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是这样的索赔要求大都没有任何回音。

民间状告日本政府并没有一条路径可走。在国内，受害者曾经向有关司法机构提起诉讼五六次之多，但诉状递交上去，一般是没有任何回复。而在国外提交诉讼，中国的受害者们所能达到的就是递交到使馆。两国之间是两座壁垒，之间没有路，也没有桥。而在日本兴起的日本和平运动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亚洲各国人民的索赔铺设了道路。

1995年6月28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花冈惨案发生五十周年的时候，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递交起诉书，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成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处异国他乡、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以决死的气概在耿淳的带领下，在日本花冈举行了暴动，其中400多人悲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冈暴动。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没有忘记这场悲剧，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自1952年开始，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

1985年，中国的报纸报道了远在日本的灵祭的消息。生活在河南农村的暴动大队长耿谆老人看到后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

人们都没有想到，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活在世上。

1987年，花冈暴动42年后，耿谆老人在日本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日本。更为传奇的是，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谆的手放声痛哭，耿淳老人认出了这就是让暴动推后三天的“小孩太君”。

这时人们才知道了一段泣天地动鬼神的故事。为了保护这个被中国劳工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人，中国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行动失败的风险，将暴动整整推迟了三天时间。

小孩太君叫越后谷义勇，曾经是花冈劳工的监工，因为他年龄小心地善良总是暗地里帮助中国劳工，劳工们暗地里称呼他为“小孩太君”。小孩太君管粮食，经常偷偷给生病的中国劳工送米面。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太君”，看到中国劳工食不果腹无力劳动，就在他监工的时候让大家休息，自己望风。暴动原定在6月27日，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劳工们发现，27日监工的正是两位帮助过中国人的日本人。

暴动的计划是杀掉监工的日本人，但是对这两个日本人，中国人认为是有恩的人，杀是绝不可以的。就是不杀，他们也怕连累他俩。于是为了这两位，劳工暴动推迟了三天。

1995年8月，日本律师大森代理山西盂县四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随后，1996年3月，又代理山西另外两位性暴力受害者提出了第二起诉讼。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举行亚洲战争受害者的证言###，通过书籍和多媒体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日本人开始了解了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1991年８月东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论坛》，参加会议的亚洲战争受害者公开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年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七件诉讼。

在中国国内，1991年童增写出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2年，万言书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流传，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中国民间索赔的声音第一次上达国家最高权利机关。民间的呼声让国家感到不可忽视。

全国七届五次人大会议上，安徽代表王工、贵州代表王录生等38名代表递交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列为第七号议案，议案认为这是代表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公民、外籍华人向日本索赔，是政府之间放弃的战争赔偿之外的赔偿。

就在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时，童增在北京发出了有1万多中国公民签名的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日本国会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谢罪和赔偿，其中要求对受到疯狂杀戮而死去和受伤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对被迫服苦役的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被日军狂轰滥炸中的伤亡人员进行赔偿以及归还掠去的文物和大量财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