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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斗争，日紧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

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结识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

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