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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2页）

郑保卫教授日前参与了一项媒体职业道德的调查。他惊奇地发现，相当一部分记者、编辑甚至报社领导，对记者收红包已是见怪不怪，他们反问，“这难道还是问题吗？”

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后，11名记者受到矿主贿赂没有进行报道，从某种程度看，《鄂东晚报》的做法与其类似，郑保卫教授称之为“有偿新闻”出现了变种―――有偿不新闻。“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话语权是党和政府的。有偿不新闻也是利用公权为小团体或个人牟利，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郑保卫教授还认为，从《鄂东晚报》暴露的问题看，黄冈市有关部门更应该考虑对其报业格局的调整。“办报要考虑经济大环境，不能适应市场的要予以淘汰。”

黄冈市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革命老区，总人口724．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99．99万人，下辖11个县、市、区中，国家级贫困县有3个。2004年黄冈市统计年鉴显示：全市工业企业单位651个，其中小型企业618个，大型企业仅一个。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15．95亿元，而财政支出则为30．91亿元，属典型的吃饭财政。

订报需要钱。黄冈市2003年市辖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支出为4638元，其中用于娱乐、教育、文化的消费支出市辖区为849元，而全市仅为318元。相对来说，《鄂东晚报》一年188元的定价显得偏高。

“都市报靠市场生存，经济不活跃就不会有足够的广告，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报纸就难以生存，一些报纸为了生存开始不择手段，这也是中央整顿报刊时取消县级报纸的重要原因。”郑保卫说，“地市级都市报更是不上不下，要想根本杜绝《鄂东晚报》事件，区域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报纸格局一定要调整。”

沉默的大多数

从2003年初到现在，陶志东都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到学校等单位“办案”让他感到心灵的煎熬，另一方面不按报社要求搞钱没法生活。最终，他选择现身说法，“面对曾被敲诈的对象和喜爱晚报的读者，说出来心里会轻松些。”

但与几名记者截然不同，相关学校和相关单位都对此闭口不谈。

黄梅县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和本报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

记者问：“《鄂东晚报》三名记者到学校采访过吗？”

答：“来过。”

“他们是不是给你看过一篇《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的稿子？”

“好像写过一篇什么稿子，记不清了。”

“他们是不是带着发票来的？”

“是。”

“记者有没有向你们要钱？”

“要过，但不是因为稿子。记者代表党的形象，他们希望我们搞宣传收宣传费，报社的收费标准我也不清楚。”

在另外几所学校，学校负责人干脆回答：“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想提了。”

同样，一些县教育局负责人也采取了回避态度。

浠水县教育局副局长南金辉说：“实行一费制后学校收费环境不是很好，可能有个别记者利用学校害怕曝光的心理敲诈，不过我个人没有接到学校的举报。”他指了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主任汤兴良，“我好像听汤主任说过。”

汤主任连忙更正：“我跟晚报没有打过交道，也是听别人说的。”

陶志东说：“这很正常。学校不愿意说一是当初确实有短处，花钱消灾。二是报纸还在，说出来将来有麻烦。”

一位县委宣传部负责人的话也印证了陶志东的判断。“我们毕竟还要和《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打交道。反正我的意思你都明白，就不要找学校和教育局了。”

但陶志东还在坚持向媒体说出真相。

10月22日、23日，报社两次紧急约见辞职人员，要求大家无条件回到工作岗位。

10月25日，由于态度坚决，陶志东和另一名记者被《鄂东晚报》批准辞职。同时签名辞职的17人中还有包括出版部主任何志勇等5人离开，其余10人继续在晚报工作。

11月22日，颇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周刊》以《一份晚报的新闻勒索食物链》为题，披露了《鄂东晚报》新闻*的问题。

几天后，《鄂东晚报》在媒体发表声明，称“陶志东违规违纪，报社在原同意辞职的基础上予以开除。《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

11月26日，蔡群被免去《鄂东晚报》总编辑职务。

11月28日，陶志东要求《黄冈日报》社就“开除声明”致歉。报社答复：你伤害了报社，报社也伤害了你，大家都算了吧！

11月30日，《鄂东晚报》发表《致读者》的公开信，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新闻采编队伍。”

问题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解决。

刘继业看完后，不屑地对冯凯说：“老弟，这都是哪年的事了！再说如果要弄学校，一定要在开学收费的时候弄，那时候学校有钱，也容易从学生那里找到证据，现在去弄不是时候。”　。。

第四十章：免费旅游（二）

第四十章：免费旅游（二）

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对人民法院支持舆论监督、为新闻单位提供司法保护提出了六条要求，就是司法机关对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行使新闻批评权利、履行舆论监督责任的有效保护措施。这对于那些无视新闻单位的批评监督权利，侵害记者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者，则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地方也采取行政规定的方法保护记者的采访权，例如新疆伊宁市《关于不得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对新闻采访实行首问负责制，面对记者不得“无可奉告”，“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配合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新闻采访，更不得出现辱骂、推搡记者及没收、损坏采访器材等不文明的过激行为。”这项《规定》从2003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是，上述要求、规定、条例对新闻采访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保护措施仅仅是地方的或行业的。因此，解决对新闻采访权保护的根本在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新闻采访权的性质、范围、方法、手段，将新闻采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使新闻采访真正有法可依。

送走冯凯后，刘继业又仔细看了看这篇文章，不禁由心底里赞叹，到底是大报的记者，看看人家写的东西，真叫有理有据，有思想有深度，有良知有责任，看到高兴处，又想着冯凯说的事，刘继业思忖片刻，掏出手机，拨通了杨建明的电话：“建明老弟啊，有时间没？咱俩到聚源茶庄坐坐，我有一篇好文章让你欣赏欣赏。”

面对刘继业的主动示好，杨建明不敢怠慢，虽然不知道刘继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茶庄。一见面，刘继业就拿出网上下载的那篇文章递给杨建明，杨建明一看，心想这文章早在两年前网上就有了，刘继业这时拿出来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他想到学校搜刮了吧？杨建明装作很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试探着问：“刘哥，对学校感兴趣了？”刘继业哈哈一笑说：“老弟，大哥智商再低，也知道现在不是弄学校的时候，我是感觉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