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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华夏精英殇。

逝者长已矣，

存者应自强。

劫后庆余生，

峥嵘岁月长。

踏平千重浪。

百炼铸金钢。

众称相聚难，

频频举酬觥。

情浓人心醉，

无语尽衷肠。

会终挚手别，

前途路茫茫。

在动力时，我与张茂志君虽不很熟，他的激情还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想起动力的许多挚友，对他们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张茂志如今仍意气风发，仍在房产开发事业方面奋力驰骋，大展宏图。

2000年夏，李朝文、颜永兰夫妇到青城山避暑，路过成都，得在马恒贞家一聚。在动力时，马恒贞和颜永兰同在5车间并成为挚友，被称为“动力之花”。那天，冯夷和马恒贞夫妇邀请王家鼐、许棣超、张茂志和我作陪。王家鼐曾是成都《新新新闻》和《工商导报》负责人，曾采访过蒋介石，如今是省民建的副秘书长；许棣超当年是西南建筑学院的高材生，在动力时经常帮三车间板报组作画，如今是新创意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总建筑师，在建筑界颇有成就。那天，冯家做了许多菜，主人殷殷劝酒，大家或叙旧，或议今，或唱歌，十分尽兴。

李朝文说，他在动力时，生活尚可，后来他和颜永兰到江北县农村劳动，在岩石上挖毛厕，劳动一天下来，只有一两角钱的工分值。那时生活十分艰苦，连两个儿子都养不起，只有送给身在他乡的兄妹帮助抚养。好长时间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动不动就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他们虽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仍是另类，朋友来看望他们，要向队上报告，连一顿像样的饭菜也拿不出来，那大概是一生中最难堪的岁月。

彼此也谈了些l957年“反右”的根源，以及记叙“反右”始末的几本书。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胡平《禅机——苦难的祭坛》，对问题的挖掘一本比一本更深入，在中国，反封建体制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复出的右派，绝大多数都重新崭露头角，*、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丁玲、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高晓声、邵燕祥……我们身边也有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如果不遭l957年这一劫，不是能作出更辉煌的贡献吗？

苗溪茶场人员大换血的热潮是在1979、1980年间掀起的。先是右派普遍摘帽回乡，接着是在苗溪被加刑的犯人多系因言罹祸而得到*，然后是准许就业人员和犯人对自己的案件合法进行申诉，大批深锁在大墙内满刑多年的就业人员清放回家。这几种情况汇合在一起，*几乎走空了，新来者多是“严打”进来的刑事犯罪分子。

我离开苗溪不久，田成义、杨俊德、李文富等一批被错误加刑的人也相继*释放。田成义回到东北，安排在铁岭三中校办工厂；杨俊德回崇庆县怀远镇当农民，和高家山的女社员杨明天结婚，曾送给我一张新婚照；牛立华回重庆某机械厂任高级工程师，后成为山城著名的热处理专家，自己办了一家企业，结婚后生了一位绝顶聪明的才女，屡屡跳级，高中未毕业就考入名牌大学，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牛老板和他的才女》。

李盛照落实政策后回到家乡隆昌，在粮食局工作。他铁骨铮铮，壮心不改，业余进行社会与历史调查，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为有关部门写内参，提建议，时有惊人之举。重庆、内江的报纸先后发表文章记述他的往事，如今他年事已高，虽不合流俗，仍可称为江湖奇人。

卢泽民君离开苗溪后到会东铅锌矿子弟中学任教，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退休后在郫县三道堰安家，得一女。上世纪90年代我去郫县造访，赠给他拙作《早春的困惑》，他深情地说：“我是你的知音，最能理解你的心境，你说是吗？”

李莎*后回江油，先在李白纪念馆，随后创办《江油文艺》，后来调到县党史办，出了几本党史著作。他在江油县是老资格，为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不遗余力，口碑不错。他和一位有三个子女的寡妇结为伉俪，说：“我太同情她了。”1993年我们在江油时曾见过一面，酒席上，服务员尊称他为老革命，他愤愤地说：“我是什么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举座愕然。

名医冯树州回蓉后开私人诊所，效益不错，他赠我不少关于川剧的著作。这位青年时代生活豪华的老人晚年生活俭仆，酒宴后必打包，大概是底层生活的教育使然。

许诚回天全县分在科委，办了一张《天全科技报》，内容翔实，后在雅安定居，为军大雅安校友会副秘书长，曾编著《雅安地区新闻志》。吴静回资阳后在县供销社工作，一次到芦山采购篾制品，曾有缘相见。王警文回天全经商，一度被选为基层人大代表。龙兆荣回四川省人艺一度搞基建，日子过得不错，仍酷爱读书，孜孜不倦。

谢选荣、费宇鸣、伍大云回蓉后经商，善于把握商机，都拥有幸福的晚年。谢选荣君喜古典文学，爱好诗词曲，善于处事，语言幽默，时有过从。

90年代初，成都的难友们曾在王建墓餐厅欢聚。当年身穿囚衣委琐不堪的人都成为体面人物，或国家公务员，或高工，或名医，或律师，或专家教授，或经理，人们殷殷劝酒，慷慨陈词，夫人们也都互通款曲，一见如故，毕竟是患难相知，彼此直呼其名，所有头衔、职称都不存在，只剩下*裸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入，真实而饱满的生命个体。当大家提起在苦难岁月里的告密者时，有人一笑置之，不屑一顾，有入愤然作色，大骂“虫”、“虾子”，聚会的主持者大概有意未通知这种人，这种人也可能问心有愧不敢与会。

人们默默地悼念在逆境中因饥饿、疾病和*而死亡的难友。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盖苏文、李玉霖、李耀三、单明兴、万良成、方银舟、周继恒……尤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身材修长、心地善良、屡遭批判的转业军入郑万果。1979年春，他经常熬夜为他人写申诉，身体过于疲劳，一天去山上割牛草，为了割一丛矗立于悬岩上的茅草，挺而走险，不幸失足落于岩下，命丧黄泉。第二天，法院寄来*通知，他竟在黎明前死去，真是时耶命耶？

2007年5月，几十年不见的朱家希忽偕夫人来访。他年逾八十，精神矍铄，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他说：“苗溪本是个禁锢思想的地方，却出了不少思想者，像胡风、李天德、章诒和与你老兄，都堪称有头脑的明白人。”我说：“这也许是一种必然，因为民族需要思想，时代呼唤思想，思想是禁锢不了的，一个人的思想能站在时代前沿，就会青春永驻。”

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们都深深地向那些渐行渐远的死难者致敬，为经常惦念的幸存者祝福。

90豆豆溪不舍昼夜

离开苗溪二十多年了，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长长的驿站，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难以忘情。我曾多次回苗溪，到豆豆溪畔回眸往事，看望故人。

1979年暑假，我重访山谷庄，拜访李树人夫妇。他们置酒招待，遇到向义文的妻子李登美，她说：“你现在好了，可以充分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又说：“向义文在政治上太幼稚，陷进去太深，幸亏得到宽大处理，今后当引为终生的教训。”

我虽然在山谷庄住了两年多，听惯了那里的风声和流水声。却未能倾心一睹她的芳容。来庄上时是漆黑的夜晚，离开时像“蒙面入”一样被架走，时隔十一年才看到山谷庄全景。当年住过的小监是那么逼仄，一扇扇紫色的小门呈乌黑色，龇牙咧嘴，真有几分凄怆，几分恐怖！往事不堪回首，我真在那牢笼中住了那么长久吗？

又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