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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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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

李鸿章在那个时代确实具备他人罕有的开拓意识，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浸润生存的他，毕竟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断不会成为伊藤博文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可笑孙中山年轻时，还曾充满幻想去说服中堂大人一起“闹革命”、兴共和，幸得老人家胸怀宽大，阅历深厚，把孙文一笑打发之。要不早以“谋反”之罪，要了他的脑袋！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

清国铁腕人物、美利坚合众国的贵宾李鸿章昨日下午2时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他的头衔除大清国直隶总督外，还有“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他既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次他是作为大清国特命全权公使结束访俄使命后正式访问美国的。他在码头受到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贵宾式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这是来自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洋人的眼中根本没有“东亚病夫”的半点位置，而对李鸿章却表达了他们崇高的敬意。当李鸿章乘坐的邮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欢迎大清国的重臣。

在不可一世的洋人面前，李鸿章从容自在地抽着美国雪茄，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听英文歌曲，谈新闻自由，用美国卢杰将军的话来说，李此次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在西方人眼中，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中国。他是东方智慧的完美化身，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慈祥长者。当他在盛大的*队伍簇拥下经过华盛顿拱门时，“有五十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这就是洋人眼中的李鸿章，完全是一副对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李鸿章。

事实果真如此吗？长袍马褂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搭上了时代最先进前卫的列车？

睁眼看世界，十九世纪，是西方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人最痛苦羞辱的时代。西洋文明如红日之东升，喷涌而出：火车、电话、大炮、巨舰；追求科学、*、人性尊严……在人类文明接力赛中，欧洲由跑步而飞奔。而此时的中国，充斥满眼的是愚昧贫穷、贪污腐化，男人叩首、女人缠足。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自恃疆土辽阔，地大物博，盲目乐观，高枕无忧，一旦边陲海疆有事，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6）

在举朝昏昏的同僚大员中，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确实要高出一筹。但他“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高明。他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则未能与时俱进。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他久历宦海，人情练达，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正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但李鸿章对真正意义的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可以说不甚了了，搞外交直觉多于理性，权谋胜过策略，完全是靠春秋战国纵横家那套合纵连横之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外交术，放在当时的中国诚为第一流，置之世界，则令人瞠目。如梁启超言：“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

内治不修，何谈外交。按道理讲，李鸿章目睹时局艰难，清楚国力孱弱，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求和平而不轻启边衅，是明智之举。可惜他试图天真地依赖“以夷制夷”，利用各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结交，缺乏长期筹划，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之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他哪里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贪婪无比，欲壑难填，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比如他轻信“联俄抗日”，让狡猾的俄国人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筑路权，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叹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真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一间关了几千年的铁屋子，猝然打开，黄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读着四书五经、兼爱非攻的李鸿章一下成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大臣欢迎时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强威逼下签订完空前悲惨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七十八岁的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不止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