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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二月一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十二月十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都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三十二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暲回忆道: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傅连暲:《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幸亏,傅连暲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暲,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陆定一写了散文《老山界》,如今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夜里爬山,“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最陡处,“几乎是九十度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如此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行,不论是患肺病的邓颖超、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还是上了年纪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唯有身健力壮的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就像散步一样走了过来!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1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十二月二日,就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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