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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太子进步很快，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精于骑射，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

老皇帝的难题（5）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皇子们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在权臣的指教下，施展权术，培植势力，作谋取皇位的准备。而胤礽作为法定继承人，背上的包袱最重，既害怕诸兄弟夺位，又担心老皇帝移爱，储位发生变化。于是，在朝中寻找自己的依靠力量，以专宠固位。这样，便和权臣索额图结成了帮派。而索额图与另一位权臣明珠势同水火，拼争激烈。明珠等就力推皇长子胤禔上台。从此，双方拉开了决斗的阵势。康熙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态发生，便先后向两个权臣开刀。处死索额图的理由是，阴助太子“潜谋大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而皇太子也明显地表现出对皇帝的怨恨，蓄意为索额图报仇。致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心易储。

但胤礽被废黜之后，太子位置出现了空缺，又引起了更多皇子的觊觎，再次挑起拼争的热潮。尤其是皇长子胤禔，以为天命所归，非他莫属。还有皇八子胤禩，因为废掉太子后第四天，康熙曾令他署理内务府总管事，显然是垂注于他。但是，他们都是过于性急了，以致个个作了充分表演，被明察秋毫的康熙帝一一看穿。在很短时间里，拘囚了六个皇子。看得出，为了保住皇位，他已经不择手段了。但他毕竟已经年近六旬，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呢？于是，除皇长子外，其余五人全部放出。并让群臣公议立储之事。结果，包括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在内的诸皇子及王公重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康熙帝发现胤禩竟如此深孚众望，显然对自己的皇权已经构成极大的威胁，便摆出一着出人意料的绝棋，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这一举措，引致了新的混乱，众多保举胤禩者都人人自危。为了稳定人心，康熙帝便对其他皇子加爵晋封。这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因为爵位晋封又增加了新的竞争的砝码；而胤礽也并没有因为得以复立而心存感激，反倒变本加厉地为夺取皇位而疯狂运作。结果，逼使康熙帝狠下决心，再度废掉太子。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潜通消息。为了给自己选人失当找出借口，康熙帝强调，胤礽的变坏乃是上了坏人的当：“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这两度废立，反复折腾，使康熙帝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预立皇太子的弊端也深有所悟，于是，明令告诫：“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这当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帝位至尊、皇权无限的诱惑下，诸皇子哪个也不甘示弱，仍然“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就在这日甚一日的激烈竞争中，老皇帝带着深沉的苦恼和无边的憾恨，撒手尘寰了。

鉴于康熙帝为建储一事，劳心费力四十余年，最后闹得混乱一团、不可收拾的严重教训，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决定对继位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准备继统的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地，以备不虞”，待皇帝死去后，再启封揭晓。这样，立嗣问题由公开转向秘密，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此一做法，后经乾隆帝进一步改进，遂成为有清一代的“祖宗家法”。

四

作为一种世袭制，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氏族和部落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财产统归以母系计算的氏族共有，无所谓世袭制。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其共同财产部分仍然属于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因而，氏族成员仍然拥有选举与撤换首领的权利。

及至殷商时期，其王位继承法发生了变化。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兄死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而后传子。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世袭制尚未完全确立。

老皇帝的难题（6）

到了西周前期，周公旦曾以武王之弟身分继位称王，但由于他的兄弟不服，引起了一场叛乱。鉴于殷商王位继承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颇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导致“九世之乱”，以及本朝兄弟争位的教训，周公旦创立了“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实行“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以避免王族内部因争夺王位而出现分裂危机。

这种体制的建立，取决于宗法制度、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更同皇帝多妻制的后宫体制紧相联结着。封建帝王为满足其贪淫无度的私欲，并确保本家族的香火不断，遂广置后妃，以充后宫。《礼记》上说：“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世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唐代，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宝林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采女二十七人。开元、天宝中，宫嫔数量达到世界之最，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不足五千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要多。

这样，皇子自然就如瓜瓞连绵，以数十百计。为了免去相互争夺，就有必要根据母亲身分的贵贱，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庶子；并依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实现和平过渡。

尽管它不失为一种制度的选择；但实践表明，效果并不理想，其种种弊端，在王朝更迭中已经暴露无遗，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尽如上述。

为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采取补救措施，对建储、立嗣、继统制度加以完善，以期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使子孙源源相继，万世一系。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君尊臣卑、忠君孝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封建礼教，为执行这一制度奠定思想基础。可是，实际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幅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互相残杀的极为残忍的血腥画面。

他们也曾实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北魏为防止母后专擅，规定册立太子之前，必须先将其母杀掉。且不说，这种制度惨酷残忍，泯灭人性，单就效果而言，也所见甚微。因为危及皇权的因素实在太多，岂是杀掉一个母后所能了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规定，皇位继承人先在本部宗亲中选择，使多名候选人同时备选；最后在有各个部族及政治集团参加的“世选”中，进行终选。这样，每个候选者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作为后盾，从而引发了候选人及其后台班底的激烈争夺，直至演变为王朝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终辽之世，未曾平息过。正如史家所评论的：“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

朱元璋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在立嫡立长、确定太子储位的同时，又大封诸子为王，给诸王以厚禄，并授之以兵权，或让他们镇守边塞要防，或令他们率军出征，执行重要军事使命。他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政治格局，来确保朱家天下世代相承，永不流失；可是，这种大力加强诸王军政实力的做法，恰恰加大了对皇室的威胁，而酿成骨肉相残的惨剧。什么父子、叔侄，什么血缘、亲情，在皇位的血腥拼争中，最后统统成为泡影。

至于清代的“秘密建储”制度，固然暂时淡化了皇位继承问题的敏感性，缓解了宗室内的火并、争夺，对于稳定局势、强化皇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乾隆帝继位之后就宣称，认为公开建储会招致猜嫌妒忌，实乃“庸主卑陋之见”。他自信完全有能力预防、消弭类似情况的发生。他把秘密建储只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储位秘定后立即宣布：待皇子年龄稍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骄矜之气不再生、诱惑之举不为动之时，他将布告天下，以明正储位。然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同样遇到了严重挫折，两次预立的嫡子相继早殇，使他原来的由秘密到公开立嗣的想法没有得以实现。结果，回过头来，又把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重新捡起来，并且确立为有清一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绕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子，最后又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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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