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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大官僚石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妻妾）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当时，贵族间讲排场，时兴一种步障，像屏风一样，摆在道路两旁，用以遮尘灰、御风寒。武帝的舅父王恺，用绿色的绫罗裹着紫色的丝布作成布障，长达四十里；而石崇为了压过他，则用五彩缤纷的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布障来比阔。王恺请客，叫美女吹笛子侑酒助兴，如果一不小心，吹错了节拍，就叫人把美女打死；而石崇在酒席宴上，则叫百把个美女轮流在席间歌舞、劝酒，遇有哪个客人没有干杯，那个劝酒的美女便要受到杀头的处罚。武帝看到舅父王恺输给了石崇，便常常出面相助，在后面为王恺撑腰。这也是旷代奇观。翻遍了史书，哪曾见过皇帝帮助臣下夸侈斗富的？即此，也足以想见当日奢风之盛行，朝政之腐败。

一次，王恺拿出皇帝给他的一株二尺高的枝条茂盛、璀璨夺目的珊瑚树，借以夸富炫靡。他以为，世上再也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不料，石崇看后，操起一根铁如意来，就把它敲个粉碎，王恺气得要他赔偿，不然就拚掉这条老命。石崇却慢腾腾地说，区区小物，也值得你这样大喊大叫！说着，便招呼手下的人，把他收藏的珊瑚树全都搬出来，任王恺随意挑选。就中有六、七棵三尺、四尺高的，枝条层层重叠，美艳无双，光彩夺目。王恺看了，顿时眼花缭乱，两颊飞红，惘然自失。

退休后，石崇在洛城的金谷涧，顺着山谷的高低起伏，修筑了一座占地十顷的豪华别墅，取名梓泽，又称金谷园。飞阁凌空，歌楼连苑，清清的流水傍着茂密的丛林，单是各种果树就有上万株，风景绝佳，华丽无比。“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华宴春长满，娇歌夜未央。”（张美谷：《金谷名园》诗句）人们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话来称赞其高超的建园艺术。

其时，炙手可热的赵王司马伦当政，石崇由于把持爱妾绿珠不放，得罪了权臣孙秀，被诬为唆使人谋杀赵王伦，受到了拘捕，绿珠坠楼而死；石崇及其兄长和妻子、儿女等十五人一齐在东市就戮；钱财、珠宝、田宅、奴仆无数，悉被籍没。就刑前，石崇慨然叹道：想当年我老母去世时，洛阳仕宦倾城前来送葬，摩肩接踵，荣耀无比。今天却落到这个满门遭斩的下场！其实，我没有什么罪。这些奴辈要我死，无非是为了侵吞我的全部资财！他的话一落音，看押他的兵士就问道：既然你知道万贯家财是祸根，为什么不早日散尽呢？石崇哑然无语。

金谷园千古传扬，在洛阳可说是妇孺皆知。不过，要考察它的遗址所在，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天，我在文友的陪同下，沿着邙山南麓，信步走到凤凰台村，顺着金谷涧东南行。据信，当年的金谷园就坐落在这个范围里。而今，除了细水潺潺，悠悠远去，一切一切，都已荡然无存。真个是：“豪华人去远，寂寞水东流。”早在初唐时期，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已经慨叹“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何况今天，毕竟已经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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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家族（7）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五

这是一个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万方多难、世路维艰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突破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时代，是一个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最拥有智慧、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时代。

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社会呈现出多元、紊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日益衰弛，汉代经学五光十色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读书士子在经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同时，得以解脱“名教”的束缚，而获得相对独立的自由，个体的智慧、才情有机会受到承认与重视。

西晋一朝的士族阶层，物质生活比较优裕，而由于礼法的疏弛，精神生活则是闲适而宽松的，这颇有利于精神生产的繁荣与发展。那些思想家和学者，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视野大大地扩展了。他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挡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像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想与清谈之中寻求内在超越之路。

魏晋文化，上接两汉，直逼老庄，在相似的精神向度中，隔着岁月的长河遥相顾望，从而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活跃起来，自觉地把追寻心性自由作为精神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生命的飞扬。体现着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戛戛独造之处。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会在一种难以排拒的诱惑下，感受到审美人生的愉悦，自由心灵的驰骋。

魏晋名士大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他们思想活跃，机智通达，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出言清通简要、玄澹高渺。后人常以奇松、峭石、琼枝、玉树喻之，反映出他们行为举止的超拔特异。这在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中，有最充分的展现。

时代的飙风吹动了亘古的一池死水。一些作家、诗人，生当战事连绵、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之际，得以丰富阅历，深化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文辞，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这为西晋时期文学事业的飙升，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