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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诗人前面叙说：当年落魄失意的刘郎，现在当上了皇帝，衣锦还乡了，乘酒作兴，激昂慷慨地唱起了大风诗；后面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一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族了，现在，还呼唤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诘问得也十分峻厉：

汉家封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

本待山河如带砺，缘何俎醢赠侯王？”

尖锐地揭示了刘邦杀功臣和求猛士的矛盾与对立。

清代诗人黄任也借着这个题目，向刘邦发出了质问：

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

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

意思是说，与其现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出语冷隽，即使刘邦于地下闻之，亦当声噎语塞。驳诘力是很强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汉高祖还乡（7）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苍黄钟室叹良弓”之句，专说韩信。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韩信被杀之前，曾被囚禁于长乐宫的钟室。二是，汉高祖六年，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将他绑缚起来。韩信慨然长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应该遭到杀头的命运。”后面两句，下笔如刀，道尽了封建制度下登坛拜将的功臣良将的共同的悲惨下场。

五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在战场上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军民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残酷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还有一个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典型事例。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遭到疑忌而被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图谋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儿早就忘到“耳前脖子后”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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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8）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汉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并未予以驳斥，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致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

“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

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

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辨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