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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1982年人口普查时，该居民段有671户。目前，这671户居民中基层劳动群众居多，祖居百年以上的老住房居多。据统计，调查对象中从事轻重工业、运输业的工人占，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占，两者共；此外，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的宿舍居住着一些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全福巷还有一个军队干部家属宿舍。由此可见，这里既具有南京古都的特色，能为我们探索南京城市家庭的演变提供一个历史的纵剖面；也具有现代南京的某些特点，可以为我们研究城市不同阶层的家庭状况提供一个现实的横断面。

1982年12月，正式进点调查。南京市统计局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城市家庭200户，进行家计调查。其平均家庭人口数为人，人均月收入为元。我们的调查样本，平均家庭人口数为人，人均月收入为元，相差不大。

［附录］南京市1982—1983年的物价

标准面粉每斤1角2分，挂面每斤2角6分，中等籼米每斤1角2分，食用油每斤7角9分，鲜鱼每斤5角6分，猪肉每斤1元0角6分，鸡蛋每斤6角—8角5分，青菜每斤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棉毛衫每件3元3角，洗衣肥皂每条4角3分。

可见，1982—1983年间南京的物价比北京便宜些（人均收入也比北京市低一些），“一块钱”　大约折合今人民币6元7角。

（8）成都市东城区如是庵街的家庭生活调查

成都市东城区梓童辖区如是庵街居民段，接近市中心区，由四条街道组成：如是庵街、藩库街、穿巷子、不穿巷子。整个街道的格局，自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杨森修建成都街道以来，至今无重大变化，较多地保留了老成都的特色。

这里的居民户多数是解放前就定居于此的老住户，只有东城区委宿舍、省财政厅宿舍、省汽车配件公司宿舍是解放后新建起来的，居民也是解放后迁来定居的。这种情况在成都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了对本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作一个大致的评估，成都市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成都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与家庭有关的部分资料进行对比，两个资料的数据接近。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状况（1）

西方人见面谈话，有两件事情不能提：一件是女人的年龄，再一件就是对方的薪金。然而在中国，人们见面常问两件事情，一件是“你吃了吗？”　再一件是“你工资多少钱呀？”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新闻记者）从侧面打听到中国职工的工资状况后，都大惑不解。他们从不同角度采写了一些文章。本文收集了1988年的若干报道，综合整理如下——

工资水平的比较

从名义工资来看，无论工人、职员，刚参加工作的一般都在人民币40元至100元之间，工龄较长的中老年职工一般在人民币100元至200元之间。月工资在200元以上的很少，大约占3—5　％　的比例，如高级干部（简称高干）、高级工程师（简称高工）、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以及名医生、名演员、名作家；所谓“三名三高”。

大体上月工资额最高的，不高于最低工资额的10倍（外资企业又当别论）。工资高的，如果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话，也不一定比工资额低但只需要养活自己的职工好多少。还因为工资高的支出用途相对广些，如雇保姆操持家务等等。即使拿工资额几倍于低工资的人来说，其表面值也只相当于欧美日本最低工资者一天收入的金额。在美国饭店洗碗碟打工者，每日工资为100美元左右，按1988年现行汇率（1美金＝人民币4元）折算，约合400元人民币。在日本东京餐馆洗碗工干8小时可收入约5000日元，折算成人民币，也相当于上海一个工程师的月收入——150元。

国外一个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一天的收入，相当或高于上海从事复杂劳动、脑力劳动者整月的工资。有些外国记者通过这种表面值的对比，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实在低得不成比例，而在某些重要场合公开向另政府领导人提出这一问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鸣不平。

有一封打工者（华人）自美国纽约寄来的信，提到纽约的物价水准以及他的收入简况：“我每天6时半起床，7点钟坐上BUS，8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5点钟下班，整理一下工具，洗洗手等最快也要到5半点才能离开；买些蔬菜，到家已是晚上7点半了。8小时工作的劳累与大陆的工作程度是无法相比的，回家后已是筋疲力尽了。”这个低收入的体力打工者自述：“每天85美金的收入，如一个月一天假都不请，可拿到2040美金，然而开销大。青菜要卖1元多一磅，乘巴士每次就要花去1元美金，房租、电、煤、电话费总共要花去500美金，厨房与浴室还是两家合用的，如独用还要更贵，说来惭愧，我的太太看病住院，还要向政府申请免费，实在住不起啊，住一天病房就要600美金……”他们幽默地自称为“洋插队知青”。但将他的日收入按汇率折算，相当于上海中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

可是纽约青菜卖1美元一磅，上海只要人民币3角一市斤，（折算下来还不到7美分，为前者十五分之一）。上海的一般工房，钢骨水泥结构的，每平方米租赁费也只要人民币七八元，折算只2美元上下。在上海上街吃碗盖交面在普通的面馆不到人民币1元，而在日本得花600—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十来元。

从实际工资来看，从现状来看，上海职工的生活水平低于海外一些大城市。但是一般认为“目前上海人的工资也还算可以，生活也还算过得去嘛！”

中国职工工资水准比较低，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根源在于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比较落后。改变这一现状唯一出路，就是要进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

工资调整和改革

几十年来工资制度变化不大，改革进程缓慢，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一个人的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987年的一次工资调整，各企业不再像以往那样　——　同一级别、类别加多少千篇一例、千人一面，而是有的企业大致每人10元，有的14元，有的19元，同一企业相似工种每个职工也可以不一样，比以往是活些了，但始终未摆脱窠臼。

职工的广义工资，一般分成这样几个部分：基本工资（也叫固定工资）、浮动工资、奖金、各种补贴。

基本工资体现学历、职位、经验、工作水平、工作年限、基本生活需要，相对比较固定。人们一般谈起“你有多少工资？”主要是指这部分。所谓“大锅饭”、“铁饭碗”也和它密切相连。除非违法犯罪或请假，这部分工资轻易不会更动；只要人到了单位，干好干坏一个样，到发薪日，照发不误。职工都认为它是十拿九稳，一定程度上千万职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难以充分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上海人对由此出现铁“干不干，二斤半（粮菜）”出工不出力的人取了个诨号叫“阿混”，还专门编演了一本滑稽戏——“阿混正传”来讽刺。

于是，“浮动工资”、“浮动奖金”应运而生，二者都是针对以往工资制度中弊端的改革措施，它们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劳动成绩、劳动态度，通过每天每月的考核上下浮动，使职工的收入、利益和企业的兴衰捆绑在一起；和自己做出的贡献紧密结合，上海人叫这是“双挂钩”，又通俗地称它“活络工钱”。

看来是浅显的道理，却要经过漫长的路程，尝尽千般苦楚，才为人渐渐认识和接受。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