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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中央###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内设九个研究室。35岁的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92人（占82％），工农干部20人；抗战以后入党的83人（占74％），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圆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圆）。

研究生为20至30岁的青年88人（占79％），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1圆2角或2圆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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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组织，单位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

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

“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

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三三制政府”准备实行“薪给制”

1942年艾青记载：很早就听说，边区政府部门将要适当采取“等级制度”，但现在尚末实行。即使将来实行了，也完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因为边区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机构；在达机构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和八路军的将领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朴。他们一律穿布军服，住窑洞，吃的是两菜一汤，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添一点菜。每月只领取5圆零花钱作为生活补贴。而他们的工作的勤奋、日夜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热忱，更是令人钦佩。

但是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就得要实行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优待的政策。让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绝对应该的；不然的话，工作就无法推动。

这个意见，就是后来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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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的待遇政策是：

（1）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

（2）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

A。没有家庭负担的实行供给制待遇；

B。有家庭负担的实行薪给制（工资制）待遇；

（3）　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

A。在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薪给制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

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薪给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　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　％　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延安文化人进城后的感叹

在解放战争（1946—1949年）期间，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新解放的城市，然后才转移到北平、天津。

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尽管他们担任了党政机关（###、文化部等）的高级干部，享受小灶待遇，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获得很好的保障，衣食住行全包干，毫无“后顾之忧”；但他们日常的津贴费有限，平时一到市场（例如买书籍字画、上馆子请客聚会）就强烈地感到缺乏零用钱，心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