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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

理藩部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上面这个名单中，有许多君主立宪派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都名列榜上，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到北京来就职。袁世凯的用意是想吸收他们作为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借以表示他的内阁已不同于旧的清政府。

袁阁成立后，宣统的父亲载沣就解除摄政王地位，而恢复了他的醇亲王封号退归藩邸。

袁世凯责任内阁组成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清廷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最切实的基本问题。袁最懂得权术，如果不能控制着军队，主持责任内阁也没有用，所以他在组阁的同时，就要把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已经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镇和毅军姜桂题等的节制调遣全权，可是北京城内还有军咨府大臣载涛（宣统的叔父，载沣的兄弟）统率的禁卫军，这个禁卫军在北京就足以使袁不敢恣意作为。这支禁卫军是载沣做摄政王放黜袁世凯以后组成的，可以说组织这支军队的目的完全为了保护满族亲贵。禁卫军全是满人，他们待遇好，训练好，装备也好。袁世凯组阁后便向清廷建议，革命军大敌当前，为了振奋军心，为了鼓励士气，禁卫军应该起一种倡导和示范，皇族大臣也该为臣民表率，所以应由皇族大臣率领一部分禁卫军出征南方。他的这个题目很光明正大，可是这样一个提议，就足够把载涛吓得魂飞天外。载涛是出了名的胆小如鼠，他一听袁世凯要点他为帅，立刻找到庆亲王奕劻，求他向老袁说情，这一遭免了他的“军役”。在满洲皇族亲贵中，奕劻是最和袁世凯有交情。奕劻贪财，袁能投其所好，虽然隐居洹上，可是仍不时对奕劻有所报效，因此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时便曾对载沣兄弟宣称，这个总理大臣职务非交给老袁不可，以此奕劻和袁世凯是很亲近的。载涛的请求正合了袁的希望，他同意不调载涛上前线，同时也接受了载涛辞去军咨府大臣的职务，并立即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继任军咨府大臣，于是禁卫军的统率权也由皇族手中移转到袁系手中了。

除了安置徐世昌为军咨府大臣外，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荫昌下面的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为了对南方革命军作战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调冯国璋回北京，派冯为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同时调第二军总统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兼统冯国璋的第一军，驻节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作战任务。此外袁并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

袁组成责任内阁，曾公开发表他的政见于《时报》，他说：“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人民，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张民主共和，一种主张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榜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明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而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似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

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睽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视之与和议亦不甚睽隔，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气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之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何等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不因稍受波折，遂变更余最高应当之职，盖余之作为，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也。”

袁从归隐洹上到临危受命，再度出山，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大转捩点。这一转捩对他亦好亦坏，他有过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何况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军系的实力。因此，对于清廷和革命党双方，他都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际遇很微妙，袁在这以前只是一个没落王朝中的一个权臣，若清王朝继续存在，他的功业最多也不过可望曾、左、胡、李，虽然他有野心，他也无法篡位；如今他置身于清王朝危亡的大变局中，这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无止境地发挥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这么微妙，一个人的际遇就是这么难以逆料。袁因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误而落得千古骂名。

廿八、和谈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可是这个电报耽误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廿一日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迨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黎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于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月初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原来十月初九日袁世凯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带了一封汪兆铭的亲笔函，这是汪写给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达成和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中到达，于是大家便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袁世凯、汪兆铭的勾结，是民国成立前后，政海中一大公案。廿个月以前汪谋刺摄政王事泄入狱，震动了海内外，辛亥年袁再起组阁时　，汪已获释。袁入京后即曾多次单独和汪谈话，两人所谈何事则非外人所可获知，不过汪既是同盟会重要巨头之一，又坐过监，其革命功绩已世人皆知，无人会疑心汪对革命不忠，所以袁汪往还并不损于汪的盛名。袁汪勾结的高潮是汪兆铭和袁的长子克定结为异姓兄弟一事。这是在南北和议期间，时间是辛亥年十月初七日，这天下午五时袁在内阁总理官署见汪，密谈一小时，又于当天晚上七时，在私邸设宴款汪。汪和克定先向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对叩首，然后世凯南面坐，汪和克定北向立。袁徐徐而言：“你们两人今后是异姓兄弟，克定长，当以仲弟视兆铭；兆铭年幼，应以兄长待克定。我老了，望你们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汪和克定以极诚敬的口语说：“谨如大人命。”于是再向袁四叩首，一幕“义”结金兰的礼仪告终。这父子三人由杨度等作陪，尽欢畅饮，汪雄于饮酒，袁父子也非弱者，这一晚真是杯盘狼藉，尽欢而散。

武昌和谈曾有过两次试探，都是由袁派蔡廷干（耀堂）、刘承恩（浩春）到武昌向黎接洽，这两次都得不到要领。在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才正式地接洽谈和，请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的英国领事葛福出面，于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双方停战。当时汉口方面清军还是冯国璋统率，他所开的短期停战条件，竟称革命党为“匪党”，并有“匪党”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匪党”军舰之炮闩须卸下交与介绍人英领事收存等语，于是革命军方面也有：“满军须退出汉口十五里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