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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德国兵在进攻之前的晚上或夜里经常向我们大喊：

“俄国佬，明天你们就要被赶进伏尔加河啦！”

这时，我们通常能正确无误地判断，明天敌人一定会从这个地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在与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战中，我们精心地制定我们的战术和特殊的斗争策略。我们学习并学会了在肉体上以及精神上打击和压倒侵略者。

我们相当注意在各部队中开展狙击手运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支持这一创举。集团军的报纸《保卫祖国》报，每天都公布被我狙击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数，刊登出色的狙击手们的照片。

各个政治部门、党团组织都参与领导狙击手运动，在党团会议上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详细地制定各种措施，以提高神枪手的技术。每个狙击手都承担起训练几个射击能手的任务，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独立的狙击手。这样一来，昏头昏脑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大吃苦头了。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著名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纳托利·契霍夫、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及其他狙击手，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

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当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韦杰夫时，使我注目的是，他们的谦虚态度、从容的举止、格外沉静的性格和机敏眼神。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盯着一个目标不眨眼睛。他们的手结实有力—握手时，就象一把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挟住对方的手。

狙手们“打猎”，往往是一大早就来到事先挑选好的地方，仔细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们知道，一点点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将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敌人总是很认真地观察着我军狙击手的行动。狙击手只消耗很少的子弹，但他们每放一枪就意味着被瞄准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伤。

我们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经常向年青的射手传授经验，教他们掌握准确射击的技巧。

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同我们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师扎伊采夫还要多。

我狙击手的活动使希特勒的将军们十分恐慌。通过我们的传单他们才清楚我狙击手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我们。

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们的侦察员拖回来一个“舌头”，这个“舌头”说，法西斯狙击兵学校的头儿科宁格勒少校已经从柏林乘飞机来我们这儿了，他的任务是首先消灭苏军的主要的狙击手。

师长H·E·巴秋科上校　把狙击手们召来，他说：

“我认为，从柏林来的法西斯的‘超级狙击手’对我们的狙击手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扎伊采夫？”

“应该干掉这个‘超级狙击手’，”师长说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动动脑子。”

“是，一定干掉他，上校同志！”狙击兵们回答。

我军的狙击手运动发展得很快。日益壮大的狙击手队伍在这之前就歼灭了不下一千个敌人。　报纸和传单都报导过这些情况。一些传单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便研究起我们狙击兵的战斗方法，并开始采取积极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狙击手。事情已过去了，但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大张旗鼓地在报纸、刊物上暴露我狙击手运动这一作战经验，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敌人过早地知道我阻击兵的作战特点。只要我们干掉一两个法西斯军官，德冠就马上对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炮击。我们不得不经过备用的通道，迅速转移阵地，以摆脱困境。

法西斯狙击手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时机，用准确的、决定性的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忆说：

“对于面临的决斗，我们有好几个晚上都在窑洞里进行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狙击手都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是他们每天对敌人前沿阵地细心观察而总结出来的。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各种诱惑方式。但是狙击技术的特点在于，尽管别人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最终的战果取决于射手本人。与敌人面对面相遇，射手每次都应该有创新、有发明、采取新的行动。

墨守陈规对于狙击兵来说就等于自杀。

‘那么，柏林来的狙击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互发问。我很熟悉法西斯狙击兵们的射击和伪装特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辩别出：哪些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然而，这个德国“超级狙击手”的特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个迷。我们每天观察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特征。很难说他在什么地段，很可能，他经常　变换阵地，并且同样小心地在寻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样。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罗佐夫的光原瞄准器被打坏了，而舍伊金被打伤了。莫罗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练的狙击手。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艰苦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败下阵来。毫疑问，他们遇上了德军的‘超级狙击手’。黎明时分，我和尼古拉·库利科夫来到昨天我们的同志呆过的阵地。对研究过多日已经熟悉的敌军前沿进行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白天快结束了。这时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且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个诡计。钢盔移动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击手的助手在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则在等待，等待我射击时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隐蔽在哪里呢？’当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埋伏地点时，库利得夫问。

根据对于在这一整天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猜想，那个柏林来的狙击手就在这里。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过去了。谁的神经更坚强呢？谁能靠机智巧胜对方呢？

我忠实的战友尼古拉·库利科夫也全神贯注地等待这一决斗。他已不怀疑敌人就在眼前，但坚信我们能胜利。第三天，与我们埋伏在一起的还有指导员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样来临了。夜幕消逝，敌人的阵地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清楚。战斗又开始了，炮弹在空中吱歧作响。而我们仍伏在光学仪器上，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